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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经济学院展示天津要有区域龙头的风范 运河一梦贯北京 　京杭运河曾是天津城最初的造就者之一。作为帝国的命脉，运河将南方的给养传输至北方脆弱的心脏，天津卫正是其吞吐的中枢。如今，这条与长城并称于世的人造奇迹之河，正成为一条断裂的象征性绸带，飘在中国广袤的腹地上。伴随京津双城关系乃至整个京津冀区域的微妙变化，疏通运河的梦想，正在从民间释放影响力，摆到政府的议事桌面上。 　　“运河民谣王” 　　赵仲田，这个名字寄予的理想实在过于直接、卑微；意识苏醒之后，他开始对此做出反抗。逃离鲁西运河与黄河交叉处的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赵店村，沿着京杭大运河四处游走，北起德州、临清、聊城，南至济宁—像是有意撇清与土地的宿命联系，他将这趟长达26年的漫游解释为对运河歌谣的搜集之旅。 　　这似乎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但那时，运河沿岸各级政府正忙于现代化建设，无暇顾及梳理淤塞或早已干涸的记忆。赵仲田写了400多封求助信给“有关部门”，其中包括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干脆自己上路，走访运河沿岸的千家万户，搜集了300余万字的民谣。年近五旬时，这位可敬的“堂吉诃德”折返故乡，将这堆手抄民谣扔进了柴火堆里，继续靠种田过日子。 　　日子仍旧一贫如洗。虽然各路媒体的采访让赵仲田成了名人，但他还得为一家几口的生计发愁。对底层的人而言，光有一颗珍珠般的心还不够，要将名声转换成财富，需要太多额外条件。他年迈的母亲病重了—正是母亲哼唱的民谣，在童年赵仲田心里埋下了梦想的种子。但她生了病，吃不下饭。听说狗肉有助于消化，2005年农历四月初一，赵仲田买了半斤回来，可是老人家一口都没吃下。四月初四，孝顺的儿子又赶上了张秋庙会的最后一天，用家里仅有的30元钱买药。但是，途中遇到的几位老人坏了大事。他们在路边哼起不知名的歌谣，让赵仲田着魔般地停下脚步，为了得到这些歌谣，他用那30块钱请这些老人家下了馆子。三天之后，伟大的母亲断了气。 　　邻居们都笑话他：看吧，不务正业，就是这个下场。充满愧疚的赵仲田，孤独坐在田间地头哼起了运河歌谣，尽管流过他故乡的运河早已干涸： 　　“三岔口停船口，南北运河海河口，货船拉着盐粮来，货船拉着金银走，九河下梢天津卫，风水都在船上头。” 　　这首关于天津的歌谣打通了历史，赵仲田大概知道，运河是天津卫的造就者之一。修建紫禁城所用的巨木、金銮殿上铺的金砖，军民生活必须的粮、盐、糖、竹，贵族官吏们享用赏玩的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千帆百舸，都是先从南方富庶地运抵南运河北岸的三岔河口，于甘露寺通关，转北运河至通州，经通惠河入皇城。五色鹦鹉、梨园徽班等等，须得先在天津站一脚，方有机会入驻皇室。 　　赵仲田一定希望过—自己一觉醒来，运河水重新哗啦啦流响，他好乘着船儿，带着那部大部头的《夯歌》，从山东航行到天津，再到繁华的北京城，走走看看，顺便告知有关部门：国泰民安，这运河的疏浚也该摆上日程了。 　　现状与歧见 　　在北京，当然也有人关注京杭运河的命运。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从1997年就开始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研究。2006年初，一群大学生对运河自发考察的结果，让他忧心忡忡。 　　俞孔坚发现，断流使运河的基本功能丧失。山东济宁以北段基本断流，好多河道已经变成垃圾坑，有的已经被农田蚕食，中运河（台儿庄—淮阴）和南运河（天津—临清）虽然还有水，但时刻面临断流威胁；污染严重。现代化的船只运输严重损害了运河的环境风貌，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穿错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运河两岸有的建起了高高的水泥墙，有的搞起了房地产。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消失。“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消亡的危险。”俞孔坚说。 　　而在天津民间，人们对于运河的关注远不如他们的“母亲河”—海河：“九河下梢天津卫”，南、北运河不过是海河的支流而已。如今的海河干流，在防潮闸和二道闸之间的部分，已经蜕化为“水库”，而北运河数十年已未通航。在天津半个多世纪“去北京化”的城市之旅中，运河成为被刻意忽略的地理符号。 　　自2006年12月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以来，不断有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资本投入到长城修复上，而关于重新疏通大运河的声音也不断冒出来。古建泰斗罗哲文建议全线疏通大运河。天津的学者则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天津市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兆江认为：天津过去的十年九涝，与运河有很大干系。而经过根治，在上游出于各种经济、行政的考虑层层截流，残余的水量已远不足以为继。出于人们的抵触心理，中水在现实中的利用率很低，除了冲洗厕所，别无它用。对有更高效的交通途径可选、同时严重缺水到影响民生的地区而言，活化运河怕是很难搬上日程。 　　但也有一些乐观的“梦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