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对比研究.docVIP

《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对比研究 　　摘 要：张衡的《归田赋》作于东汉时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则作于东晋时期，二者均叙述了归隐之志，都用许多笔墨书写了归隐的乐趣，但由于生活经历、时代背景、生活背景、个人心态的不同，二人在两篇作品中所反映的归隐心态也各有差别，这也使得这篇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全面对比研究二者归隐心态的区别，不仅可以深入解读这两篇作品的内涵情感，更能够探究这两个时期文人心态的差别，进而梳理我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归田赋;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 　　作者简介：黄志程（1977-），男，汉族，内蒙古赤峰市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和古代小说、戏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0-0-02 　　东汉时期的张衡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隐士，他们的归隐不是为了求仙问道，而是源于对当时政治的无奈，他们在仕途上屡次受挫，虽然选择回归田园自然，但心中仍有牵挂，即所谓的“身隐而心未隐”。二者都是作者对归隐生活的想象之词，《归田赋》作于张衡身处朝堂，但欲归隐之时，《归去来兮辞》则是陶渊明辞官归乡之时所作。两首作品都表现了作者对自然的渴望，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但由于二人在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因此，这两篇作品所反映出的归隐心态也存在差异。 　　一、归隐动机对比 　　史料记载，张衡出身“著姓”，且博学多才，年少就立志报国，并且擅长历算、天文和阴阳之学。他所研究的都是与宇宙相关的事物，远离了世间的功名利禄、尔虞我诈。他一生著作颇丰，如《浑天仪图注》、《算罔论》、《灵宪》等。同时，他的仕途经历也很丰富，一生在朝37年，历经宦海沉浮，最终认识到奸臣当道的大汉帝国已经十分腐败，再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希望避世休养，回归自然，也正是在此时，他有感而发为后人留下了这篇《归田赋》。为官三十多年张衡见惯了阳奉阴违、尔虞我诈的官场现象，也曾与这些腐朽的官吏作过斗争，但奈何他一个人势单力薄，终究难见成效，最终选择归隐避世。但他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仍抱有“经世致用”的理念，希望用自己毕生所学造福人民，因此，即使是在上表“乞骸骨”后，也依然愿意接受统治者安排，为民奔波效劳。正是这种割不断的牵挂使张衡的归隐生活蒙上了一层沉郁的色彩，他的归隐是不得已的，是难以承受官场磨难、无法调和矛盾冲突时的无奈选择。他的这种不得已首先源于亲身经历了上层社会的腐朽与丑恶，如程孙等人立顺帝而尽封侯，之后宦官专权，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他数次进言，却无人理会。这让他内心苦闷不已。其次，他的无奈还与自己内心的矛盾有关。一方面，他是一个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从小受经学思想熏陶，他向统治者解释自然现象时也是采用经学理论，但在经学理论体系中，“天”是有限的，是为皇权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科学家，在物理学范畴中，“天”显然是一个无限的概念，这与经学的论定无疑是矛盾的。这两种无奈是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的，因此，张衡在归隐之后依然无法彻底忘却政治、朝廷与黎民百姓。也难怪他在《归田赋》中还感慨“俟河清”，可见，他的归隐是不得已的，同时也是难以忘忧的。 　　陶渊明生活在晚于东汉三个世纪的东晋时代，但此时的政治环境却依然非常复杂。虽然与张衡生活在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但由于二人在生活经历、家庭环境、研究领域等方面均有差别，因此，归隐动机也明显不同。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 “少而贫苦，每以家弊，东游西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可见，他从小生活就十分艰辛，这与张衡出身“著姓”的家世背景明显不同。正是这种家庭背景使陶渊明不得不亲自下田耕种。但辛苦的田间劳作并未磨灭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在其《杂诗》中就曾表明心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他与张衡一样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无奈数次出仕，最终均都半途而废。直至41岁时任彭泽县令，他终于认识到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遂辞官离去。从小生活于田园的陶渊明本就自然洒脱，因此，终其一生都很难适应复杂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之气让他不愿委屈自己适应别人，他最终意识到自己这种“罕人事”的个性根本无法学会那些官场谋生技巧。在《归去来兮辞》中他也明确表示，自己数次出仕并非出于本心，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他甚至为此发出“深隗平生之志”的感慨。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固守名节与志向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最终选择回归田园是天性使然。 　　二、归隐情感对比 　　由《归田赋》我们不难发现，张衡虽然对归隐生活充满期望，但却也透露出不尽的无奈之意。草木茂盛、琴书相伴、鸟鸣林间的田园生活，对这个仕途不顺的在位者无疑具有很大诱惑力，但对这个忧国忧民的古代文人，又实在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