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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垒终难舒，丘壑总难填 　　摘 要：《东坡志林》是苏轼的代表笔记。本文旨在以《东坡志林》为文本出发点，从笔记小品的角度深度探讨苏轼自元丰至元符近二十年间的心境变化及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3 　　一、引言 　　《东坡志林》[1]作为学界基本公认的苏轼所作笔记的代表，其间收录了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近二十年所作的散文、小品、杂谈等不同文体、风格的作品。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有言“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廖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可见其中题材内容之广泛博杂，几乎渗透了苏轼思想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而其间记录的二十年，几乎涵盖了从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元符三年（1100）奉旨内迁，是苏轼人生经历中最坎坷的一段岁月，于动荡波折之中，苏轼的心态与思想显然发生了种种令人深思的变化。从外界环境的压迫到自我求索的探寻，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冲撞、打磨无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志林》并非由苏轼本人辑佚而成，而是后人搜集整理其散佚的文字汇编而成，从而更显示出其供探讨研究的真实性与价值。苏轼生前虽想要汇编《志林》，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功。他在《与郑靖老书》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耳。”苏轼所作《易传》、《论语说》，与这里提到的《书传》并为三书，是作者自视甚重、用力至勤写出的专著。他与郑书将《志林》和《书传》并提，可知两书性质当不致相差太远，都是作者倾注心力有计划写作的专著，而不大可能是“随手所记，非本著作”的随笔杂感一类[2]。但正是因为后人汇编，故其中也混杂了一些生前不愿示人的手书墨迹。检今五卷本《东坡志林》笔记文部分，常见文末署“x年x月书”，“书以付过”，“书以遗过子”，“东坡居士书”等类的话，可见今传《东坡志林》中却有一部分是从墨迹整理，由《手泽》而来的。[3]故会带有一定的私人性成分在其中。 　　并且，苏轼似乎认为类似小品文之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正经文章，无甚重要，故随写随丢，无意留给后人。如周作人所论，真正的文学“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 [4]。正因为如此，他这些东西也就非常随便、自然，有感即发，有话便讲，言之有物，无所讳忌。[5]这就与今日作家的出版之作与未出版之作类似，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宋代时，诗词文甚是流行，而小品笔记之类则鲜得关注，流传范围较小，故文人墨客也不免于这些当时的冷门文体中可暂时找到一个随性而作，卸下心防的栖身之所。由此，从《东坡志林》中我们便可窥见一个更加真实的苏轼，触及他心底里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明代袁宏道在《苏长公合集?引》中亦言：“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因此，以《东坡志林》的文本为出发点，我们更能探知得苏轼的所思所想，接近其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从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苏轼。 　　二、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徘徊 　　今人论及苏轼多对其乐观旷达，虽身处逆境却仍积极向上的心态饱加称赞，殊不知一个人的性格其实是由后天环境与天生性格两方面影响而成的。《东坡志林》收录的文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显露出了苏轼素来的豁达开朗，但这并不代表苏轼毫无牢骚苦闷，事实上其间仍有一小部分作品中流露出了悲观的心态。而从不同文作的写作年份看来，这两方的势力也是此消彼长，并非绝对的一清二白，中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分界线，由此，不难看出苏轼当时的心态是徘徊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的。例如：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扬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6] 　　此文写于元丰二年（1079），苏轼时在湖州任官，却因“乌台诗案”而被下旨坐牢。临行之时，妻子儿女皆痛哭。原系遭人谋害，更知苏轼此去前途茫茫，生死未卜。惟苏轼心胸坦荡，不仅以杨朴之事慰己，更以其事宽慰妻子，是何等的豁达。 　　而写于元丰六年（1083）谪居黄州四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