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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镌的水印木刻 　　尽管处于在技术上的边缘，水印木刻的可能性更多地集中到了艺术领域，尤其是作为一种艺术生产方式。在采访的过程中，陈琦表示中国现代水印木刻具有了将“传统”观念化，从而进入当代艺术的可能性。 　　作为故宫博物院“数字社区”的重要内容，一款别心裁的应用App――《韩熙载夜宴图》于1月8日上线了并受到广泛的关注。数字版的《韩熙载夜宴图》独创了3层立体赏析模式，使这幅“数字画卷”十分细致，可向观众全方位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 　　2006年开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也同样备受注目。在它长达3米多的画卷上，共出现了40多个人物，衣着、布置、神态，无一不要求精确至极。最精微之处连人物之瞳孔也要如实反映。但该作品这并不是用什么高科技制作的，而是用了“土方法”――中国传统水印木刻印制的。复制《韩熙载夜宴图》的雕版达1667块，单就仕女裙一处就需要56块套版加以印制，用版之多，印制内容之繁杂和精美，为当时历史之最。 　　然而，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水印木刻”是个陌生的概念。其实，水印木刻是使用宣纸、素绢、水性颜料，以刻板模仿笔触的工艺，亦称水印套色木刻、水印创作木刻。在过去，水印木刻最主要用途是复制，就是所谓的“传移模写”。 　　水印木刻曾有过很体面的历史。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代成通九年（公元868年）刻的《金刚经》扉页画《说法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幅版画，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水印木刻。在唐代，单色水印木刻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明末（17世纪）开始出现水印套色版画，如《十竹斋笺谱》，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彩色套印中已采用馆版/拱花的技法。至明万历、天启年间达到鼎盛时期，水印木刻登上了艺术的最高峰。其代表作有《西厢记》、《水浒》等插图。此后出现的《芥子园画传》也是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水印木刻画集。 　　1933至1934年，鲁迅和郑振铎联袂推动合编《北平笺谱》及委托荣宝斋重刻辑印《十竹斋笺谱》的着力，让濒临失传的馆版印刷术得意延续并进而发展，复制书画名作、制作笺谱等。这一支派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复制古代和近现代国画名作，水印技术远远超越了古代的?版水印。如今复制书画名作主要的机构有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天津杨柳青画社等。 　　20世纪50年代初期，荣宝斋用馆版法复制大量水墨淋漓的中国写意画，如徐悲鸿的《奔马》、《漓江春雨》，齐白石的《虾》，吴作人的《牛》，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及清人工笔画等。荣宝斋在50年代中期，还创造性地在绢上用馆版法复制中国古代工笔人物画名作。如复制唐代周?P的《簪花仕女图》、马远的《踏歌图》，还有前文所说的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 　　不过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复制技术的普及，水印木刻被高像素扫描仪轻松击倒，在技术上逐渐走向边缘。现在的水印木刻则作为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手段。尽管处于在技术上的边缘，水印木刻的可能性更多地集中到了艺术领域，尤其是作为一种艺术生产方式。在采访的过程中，陈琦表示中国现代水印木刻具有了将“传统”观念化，从而进入当代艺术的可能性。用自己的心性与灵感赋予了这种落后媒介新的功能，让其特有的传统神韵发扬光大的同时，在艺术观念上让人耳目一新。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在使用传统的水印木刻，但却已经将它转换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 　　陈琦（水印版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采访时间：2015年01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水印木刻制作过程中主要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难度在湿印法的印制上，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湿度的把握。宣纸在被打湿的情况下非常脆弱，一不小心纸就会被毁，而且目前还没有什么湿度计来测量，只能靠经验和拓印的先后来掌握湿度。二是时间的把握。印制要在纸干之前完成，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印完就意味着印制失败。 　　中国现代水印木刻从上世纪50年代始，60年代兴起，至8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90年代进入成熟期。请具体说一下这几个阶段中国现代水印木刻的发展情况。 　　中国现代版画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型版画运动，该运动发展初期虽然多以油印黑白木刻创作为主，但事实上，1931年鲁迅在上海举办“暑期木刻讲习会”时，讲习会上内山嘉吉等用的就是现代水印木刻技术。可以说，中国现代水印版画肇端于该时期，和新兴版画是同时起步的。大家普遍认为现代意义最早的水印木刻作品是李桦的《春郊小景》，从材料属性来讲，该作品印刷用的颜料是水性颜料。但从刻制的角度来说，采用的还是西方木刻的方法。因此，我个人觉得该作品属中国现代水印木刻创作的实验性作品。 　　但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水印木刻其实是从上世纪50年代产生的。首先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了发生重大变革，艺术语言需要转换。解放前，新兴木刻和延安木刻的社会功能更多是对旧社会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