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信仰更重要.doc

容忍比信仰更重要 　　在欧洲，政治自由来源于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来源于信仰自由。在宗教一统天下的时候，对教义的认可和理解就是信仰的自由，而这一权利的得来，实属不易。 　　基督教得到罗马皇帝认可之后快速发展，慢慢形成了教会与政权的抗衡。教会垄断了对教义的解释，成为沟通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决定人是否得救的不是“上帝”，却是这座桥梁。十六世纪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中间的桥梁”，将与上帝沟通的权利直接交给具体的人。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一个是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加尔文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形成方面起的作用更为直接。 　　从简单的逻辑来说，既然宗教改革将信仰的权利还给了“个人”，人与人不同，那么信仰就会不同。新教反对教会对信仰的垄断，自是应当推进信仰自由，推进宗教宽容，进而实现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然而，历史总是戏弄人于股掌：提倡个人直接信仰上帝的加尔文却最不能容忍“异端”，他烧死了与他观点相异的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不择手段迫害死了同时代最为杰出的另一个宗教人物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而没有卡斯特利奥在《论异端》中提出的宗教宽容思想，就不会有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不会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如此深深地印在人类发展史上。 　　加尔文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加尔文年纪轻轻就被请到日内瓦担任牧师。随着威望和权力的增加，他开始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要把日内瓦城变为地球上第一个“上帝之国”。“他却从不曾怀疑，惟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惟有他才掌握了真理”，“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惟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绝不允许”。加尔文抛弃了教会，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他的统治竟然与旧的教会别无二致。他依靠反对天主教会起家，却绝不容许别人来对自己的思想、教义提出任何一丁点的质疑。 　　加尔文笃信上帝，却厌恶人类。“他一再叹惋，上帝的决定何其玄奥难解，他竟创造出那样的一批造物：既不完善亦乏道德，永远倾向于堕落与罪恶，对神圣无能认识，只会急不可耐地一再投身于罪恶的深渊。只要端详起教内的兄弟，加尔文总不免觉得作呕”。在加尔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抬起脑袋真诚地打量四方，勇敢地在世界上阔步前进。而他加尔文自己就是上帝的使者，是派到这罪恶的人间来挽救人类的。所以，加尔文自己是不会错的，是绝对正义和真理的代表，是“永远正确的加尔文大师”。“一贯正确”是每个独裁者权力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如果事实显示独裁者不正确，那么就修正事实，或者将持异见者赶走，最好烧死。 　　然而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上帝之国”，从结果上看却是一个“裹尸布之国”，充满了恐惧，没有一丝生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从任何时候看，都是绝对专制和恐怖的。他笃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一心觉得自己是要建造一所“上帝之国”，太阳底下最光辉的宗教之城，所以他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加尔文甚至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所以，警惕自己和警惕自己的邻居吧，看是不是又有什么罪行出现了！到加尔文统治的后期，整个日内瓦的人害怕外出，害怕交流，如无必要绝不外出，整日呆在家里。“甚至在加尔文之后两百年，罗讷河畔的这座城市，依然出不来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至今加尔文思想所及的城市，人们的行为举止都是呆板的。 　　加尔文是天才，有充分的献身精神，他怕什么呢？他怕比他更高尚的人，这其中最典型的人就是卡斯特利奥。“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他（卡斯特利奥）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卓尔不群，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卡斯特利奥的品德和学问，加尔文也不得不佩服，只因卡斯特利奥不愿意在加尔文的胁迫下放弃对《圣经》的翻译，加尔文就迫使他离开了日内瓦，甚至阻止他在其他地方获得教职和工作。卡斯特利奥不得不靠抄写校对文章来谋生。为了不与加尔文冲突，卡斯特利奥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宗教研究，在这么贫困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在卡斯特利奥离开日内瓦、远离加尔文迫害期间，一位叫塞尔维特（他也是肺循环的发现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