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完成的批评变革.docVIP

尚待完成的批评变革 　　“70后”这个命名，在1999至2000年代的初始阶段，大约还是一个不明之物。因此，当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批评家提出之初，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对这个命名的质疑或不满，是晚近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当没有能力提出重大问题的时候，纠缠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枝末节，实无必要。我们的意思是，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一代新人就这样矗立在我们面前了，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有依稀可见的共性，讨论这代人文学批评的时候，使用一个有“通约”可能的概念也未尝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码三十多年来的文学概念，大多是临时性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实验小说”“小女子散文”“闲适文学”“文化散文”“女性文学”“海外文学”“离散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等不一而足，哪个概念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作为切近的文学现象，谈到一个概念我们大抵知道要讨论的是什么问题，这便足以。眼前的文学现象谁有能力一览无余、一目了然呢？因此，与其纠缠于差强人意的概念问题，不如着力探讨一下其内部的问题。 　　“70后”批评家，基本都有高学历，在学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文学批评训练，对中西方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都很熟悉。这是他们从事文学批评的起点，也是他们与前几代批评家的不同。这一背景使他们一起步就有了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十分专业的批评方法。他们看上去似乎很少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并未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共同体”，但是，时代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却使他们较多地保有了个人的批评风格和个性，这是他们的幸运。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并不意味着是书斋里的事业，它确实需要批评家对社会历史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性认知。“50后”“60后”一代批评家，或许早年所受教育有欠缺，读书的年代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上山下乡”，但他们因此也有了更多对社会历史和国情的切近认知。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文学时，能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展开批评活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除了那时的社会历史使然，与这代人的这一背景也不无关系。从80年代的社会批判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体现了这代人的价值观和关注问题的方式方法。相形之下，从书斋走出来的“70后”批评家，则不大可能是怀着这样的情结来进入其批评工作的。 　　然而，作为代际，我们或许真的无力来概括他们更多的共同性，如果说“70后”作家的创作还有着某些可探查的共性――比如经验的碎片化，历史记忆中公共性消失，叙事美学上的琐屑化，等等，在“70后”的批评家这里，则除了年代的相同，而并无太多的共同性。所以，与其勉为其难地去归纳，不如分别来谈谈他们的一些个性。事实上，“70后”批评家由于他们的出身背景和个人价值目标的不同，确乎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个人特点。 　　就批评立场看，李云雷或许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例。他出身于农村，因此对乡村和底层生活的关注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底层写作”这一仍存争议的文学现象，在李云雷那里获得了不懈的支持和肯定。他说：“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他在注重文学审美标准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学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支持先锋前卫探索的同时，更注重对传统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在密切关注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时候，也注意从其他艺术形式中看到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和同一性。因此，李云雷的文学批评不仅与当下文学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他的文化左翼的情感色彩，使他的文学批评有鲜明的介入意识，也使他成为维护这个时代底层写作最具活力的声音之一。他迅速地站在了文学批评的前沿，与他一直坚持的底层情怀大有关系。 　　在批评实绩方面建树比较突出，且与上个年代的批评家之间有更多传承的，应该是谢有顺。某种意义上他可算是“70后”批评家的一个例外。他成名的时候，他们这一代大多数批评家还在校学习。少年成名的他也有过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