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满一桶鲜牡蛎倒在霉烂的地毯上.docVIP

满满一桶鲜牡蛎倒在霉烂的地毯上 　　我们20世纪70年代都出国，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写作，我们这些人的作品被逐渐翻译到了国外，由于朦胧诗人的名称，也被国外的研究汉学或者研究文学的人或者机构所注意，所以邀请信纷至沓来。顾城肯定也是被邀请出国的。我是在1988年被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邀请，访问澳大利亚半年。我当时的英语译者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所以又被奥克兰大学的中文系邀请半年。 　　但是对我来说，一年之后回到中国，是必须的事情。我父母都是英语教授，出国之前父亲曾经问过我：“难道你不想跟我学点英语吗？你姐姐弟弟都学过英语。”我的回答是断然拒绝的，不。我爸很惊讶：“为什么不？”我说你看我的中文诗，有哪一天我能用英语写到这样的深度？如果根本不可能用那种语言写诗的话，我为什么要学那种语言？所以完全拒绝。但是出国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无比尴尬的、完全无法表达的状态下，当时后悔莫及。 　　我出国的时候，就是把门带上，一锁，什么东西都没动。连我妈妈的骨灰盒也完全摆在那儿，我所有的证件，包括出生证件，等等，统统留在原处。但是顾城是带着所有证件出国的，在某种意义上，顾城的逆反心态恐怕比我更深刻。他是不准备回来的，或者是做好了不回来的准备。这也只有当我们到了新西兰之后，当我突然处在连出生证都没有的尴尬之中时，才发现我比顾城要远远地后知后觉。 　　漂流国外的语境，包括20世纪全球化的语境，其实都没有改变我们最初通过中国现实、通过中国“文革”所找到的语境。我15岁开始在农村插队三年，没有学到别的，就学到了人和大地之间既爱又恨的、非常复杂纠结的一种感情。人和现实的处境，自我和语言之间的关联，都在延续着一个在最初已经找到某种深度的思维方式。 　　但是通过更大的环境，更复杂的困境，全人类今天所面对的精神危机，来印证我们当年给自己找到的思想定位、精神定位，仍然是有效的，仍然在继续深化的过程中。所以我从朦胧诗以后，至少还有十部甚至更多的诗歌作品，都是在这个历程之中，一步一步地深化。顾城如果没有在1993年死掉的话，我相信他也会走过这样一个历程。 　　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我在顾城的破房子里住过。但是他的那个岛，对我们来说不仅仅已经流放到了地球的边缘，而是流放到了边缘之外的边缘。 　　那个岛其实不小，当时也得有几千人，今天据说已经成了奥克兰最重要的昂贵度假区。当时岛上聚集着一批老嬉皮，20世纪60年代那批嬉皮士、吸毒者，那也是他们当时找到的最后的乐园之一。顾城在那边买了一幢房子，最根本的考虑是便宜，我记得好像是三万新西兰币，即使在今天也就是一万英镑，便宜得不可思议。顾城变成了我们这拨人中间的第一个“地主”，当时所有人连做梦也没想过买房子的时候，顾城已经买了一幢房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相当于买了一座山。我当时的印象是谁能买一座山？好像为狗皮上的一只跳蚤，买了一整块狗皮，甚至一条狗一样。那房子确实非常漂亮，虽然是很破的房子，但是后边有一块坡地，被顾城发展成了菜园、果园、鸡窝，等等。坡地上面还有一个放工具的小房子，都可以远眺大海。小房子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写诗的环境，不可能有比那样的诗人工作室更棒的地方了，蓝天碧海都在眼下。 　　那确实有一点像一个人间乐园。且不说近在咫尺的海边、山脚下，我们住的那几天大多数时间是拎着一只空铁桶，到海岸旁边的岩石上去凿牡蛎。都是最新鲜的活着的牡蛎，凿开上面那一层壳以后，撩一点海水在牡蛎上，没有柠檬或者什么调料，是真正原装配套的海水，一口吸下去，鲜美无比。所以后来我在《叙事诗》里写道：满满一桶鲜牡蛎倒在霉烂的地毯上。 　　在那里，顾城的木匠活儿派上了大用场，修房子。也不光是他自己，我到新西兰的其他地方跟朋友玩的时候，星期天，山坡上只有依稀的房子，远近没有别的声音，只有鸟叫声和锤子砸钉子的声音。所有那些人，星期天唯一的或者说主要的业余活动就是修房子，顾城活得非常“新西兰人”。如果说顾城原来在中国是一个童话诗人的话，他在新西兰确实是活在童话之中。 　　当然，这又是顾城的戏剧性，这是一个表面的童话。他的内心深处还有深刻的孤独感，还有错裂和错位的感觉，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读者，离开了中文之后的一种感觉，我也一样。也许是因为这样一种空缺，我认为导致了后来很可悲的结局。 　　当时感觉小木耳（顾城儿子）也比较普通，皮肤很黑，很憨，眼睛细细小小的，长得不像顾城，比较像顾城他爸，缩小版的顾工。有种比较倔的那种劲，有点像顾城。木耳小时候到我们家，放多少吃的东西他就吃掉多少，感觉有一种饥饿情结。有一次，木耳到我们家去，友友给他倒了果汁，他抢过来就喝，但是谢烨跟友友说，不能给他喝果汁，给他喝水。友友问为什么不能喝果汁？谢烨说，那得把他惯坏了，他以后就不喝水了，我们只能给他喝水。果汁太贵，绝对不能给他喝果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