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之变.docVIP

“政绩观”之变 ■经济指标成为基层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这已经是时下普遍存在的不争事实。 ■对以G 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提出质疑，可以看出政府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越来越重视，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强调社会的综合发展，也可以看作政府职能转型的一种萌动。 ■事实上，一些地方有意摒弃片面追求G DP的想法，不是中国改革道路中孤立无因的片段，它反映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对政府职能和官员定位的重新认识和思考。 　　经济指标：政绩考核的核心 　　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副乡长范丽华看来，乡镇干部的年度考核程序是这样的：首先会从组织人事部门领到一份自我鉴定表，在这份表格上，范丽华要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述职。同时，按照程序，她还要接受群众的民主评议。自评和民主评议的结果被送往组织人事部门，然后给予最终评价。评价结果分为四档：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 　　一般说来，在这种例行公事的考核中，不幸被评为不称职的官员只是极少数，当然，能够被评上优秀的也不会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 　　一位基层干部对这种考核办法提出质疑。他说：“实际上，每位基层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心里都非常清楚，上头最终还是要看数字说话。能够体现为具体数字的指标要么是G DP，要么就是招商引资的到位资金。“ 　　经济指标成为基层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这已经是时下普遍存在的不争事实。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年末的经济报表成了证明自身能力的至关重要的“成绩单”。 　　道场乡副乡长范丽华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她说：“以前计划生育被基层干部认为是天下第一难，现在，恐怕只有招商引资配得上这个说法了。” 　　道场乡今年招商引资的任务是1700万美元，指标由上级层层分摊，大半年下来，该乡实际完成的数字与目标相差甚远，范丽华心急如焚，深感压力重大。此项指标不仅关系到她个人今年的收入，更有可能影响到组织部门的评价和印象。 　　在可以量化为经济指标的考核中，上级部门显然有更多的方法。湖州市吴兴区每月都要召开由各乡镇负责人到场的大会，会上主要就是各乡镇汇报当月完成的指标，大部分谈话限定在“有没有项目？项目有多大？实到外资多少？” 　　会后，各乡镇的数字被制作成“招商通报”，排定名次，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基层干部钱新祥说，为了完成年终考核目标，基层党委成员包干到人，多则数百万，少则一百万。钱新祥是党委成员里的组织委员，他领到了100万美元的包干指标，但他坦言，像他这样的工作性质，平常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外商，完成任务谈何容易。但作为层层分解下来的硬指标，能否完成已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有奖金，完成不了，必然有损年终考核评价。 　　政绩考核的现实困境 　　湖州市是浙江北部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的15个城市中，该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湖州市人事局的一位干部说，湖州人的总体性格中也有这种中间化的倾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和长三角地区类似的中等城市一样，谋求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在没有更多办法的情况下，考核制度成为调动官员积极性的重要杠杆，由此也形成了对于经济指标的依赖。 　　经济指标和官员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是作为考核制度中的潜规则而实际存在的。在正式和公开的文件中，并不能发现明文的规定，只有在实际交谈中，基层官员们才能感同身受。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政府将经济指标逐级量化的过程中，市、县、乡镇，越是往下，指标越是具体，其中直接面对基层的乡镇干部压力最大，任务到了他们这里，也就再没退路和可商量的余地。 　　记者在其中的一个乡采访时，工作人员称乡里除了一位分管计生的副乡长留守外，一把手和其他官员全都在四处洽谈招商，难以顾及其他。 　　实际上，就连位列最末梢的村级机构都感觉到了指标压力的存在。道场乡的一位干部说，以前对村官最主要的考核是计生率以及税赋上缴任务，如今考核的重点则是工业总产值。记者发现，在一张非常细致的考核表格上，乡镇对村官的考核采用打分的方法。 　　经过量化后的经济指标看上去富有刚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经济受其自身规律的影响，往往并非人为所能控制。在GDP的增长量上，湖州市给出的是一个5％－7％的弹性数字，这种做法受到了基层的广泛认可。但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从截止到近几个月的结果看，多数乡镇并不能完成当初人为定下的指标，其中既有年初非典的影响，也有人为估计过高的因素。当多数人无法完成指标后，也就形成了集体无过错，法不责众，考核制度的严肃性也就无从谈起。 　　吴兴区龙泉街道干部王炳祥说，“还是弱化经济指标在干部考核中的作用好，这样可以避免弄虚作假。”但另一方面，没有指标的压力，各级官员是否还有足够的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动力？这两方面往往使人难以取舍、感到困惑。 　　市委书记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