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切口”里的六位大家.docVIP

“小切口”里的六位大家 　　近年来，随着一批“80年代研究”成果的推出，不少人惊叹，程光炜的文学研究又一次彰显出其变化的一面。实际上，考察程光炜的学术道路，这种“转变”乃是一种内里的接续，从他最近出版的修订版《文化的转轨》中即可以看出端倪。这种精耕细作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体现为贴着文学史的事实前行，让文学史事实本身来呈现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文学史判断，不是对作家、作品、思潮等的论断，而是从文学史事实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文学史论述。也就是说，实现了一种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转变，即由“讨论的历史”转变为“被描述的历史”。事实上，这种举重若轻又不失其重的研究方式，确实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娓娓道来的文学史“描述”中，不但厘清了相关文学史事实，且在爬梳材料的过程中彰显了一种文学史的眼光，给出了一种文学史的判断。从这一点来看，《文化的转轨》一书，既是对文学史事实本身的研究，也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是对文学史构建经典过程的一种跟踪调查与分析，更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勾勒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转轨”与“连续”。 　　文学史与经典化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史就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包括对作家、作品和一些其他文学史事实进行经典化，以此来获得“史”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毕竟，“一个作家最后的历史归宿就是文学史。也只有通过文学史的记述，他才真正地进入了‘历史’。”文学史的书写就往往表现为对经典地位的构建与确认。这不仅仅是文学研究者的工作，也是任何一个时代重构自我文化想象的行为，且在这种行为中来确证时代的文化资源，以资作为走向未来。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重构文化想象的事情时有发生，几乎任何一次时代的变迁都会带来这种重新的确认，“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建构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已超出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范围，而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对鲁迅做历史命名的要求，它不光是文学史的命名，同时也包括对政治文化的命名”，“鲁迅在‘当代’的经典化除大历史层面外，还存在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层面”，这些层面的分析解剖就构成了《文化的转轨》一书重要的部分，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颇具有启发意义。 　　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逐渐构建起来的，它的命名与排序，牵连着新中国的文化、社会、历史等各个层面。在对“鲁郭茅巴老曹”进行经典化的过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丰富复杂的文化资源争夺、重塑历史想象、构建共和国文学新图景等，都被这面镜子给照射出来，显示出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程光炜以“小切口、大问题”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通过对“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过程的分析，来勘察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以这种独特的视角来书写“别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具体的分析中，“鲁迅之死”和“郭沫若归来”被凸显出来，因为对左翼文学来说，“鲁迅之死成为它历史合法性的真正起点，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对它的诠释、争执和定位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而郭沫若是左翼文学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文化实践的标志性人物”，程著抓住这两个关节点，显然厘清了“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建构过程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缘由。紧接着，以鲁迅的经典化为抓手，连带着其他五位作家，程著展开了对文学史历史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政治的干预和参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毛泽东的评价眼光及其重要观点”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此后，周扬的出现则将这种宏观的论述落实到现实的层面，成为推动“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过程中重要的力量，以至于程著直接指出，“当代文学‘十七年’的一线人物已不是郭、茅、巴、老、曹，而换作了幕后的推手周扬。”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以其《中国新文学史稿》，进一步确证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地位。要知道，“政治人物是无法完成对一些作家的经典化指认的，政治话语只有落实到学术层面并被隐蔽地转换成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文学史话语，经典化的生成才有可能实现”。文学史的论述加上其他研究者的共同推动，这种经典化逐渐得到最后的确认，毕竟，“仅仅靠一部文学史是无法完成文学的经典化工作的，它需要更多的文学史家来声援，这种声援和效果即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文学史研究的环境”。由此也可以看出，“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过程，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状况，它本身就被集置在共和国的文化装置之中，成为被构建的一部分。如此，也可以看出程著的基本思路，“对‘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过程做一番历史溯源，详细讨论战争、政治对这一过程的参与，包括文学教材建设对它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分述几位文学史家从不同角度将其落实为一个文学史的方案等，意在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理出一点头绪，观察作家们是怎么被历史命名的”。 　　程著的研究方式别致新颖，看似是一种文学史的历史研究，是在讨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