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而“夕拾”中欢欣与悲怆相交织的童心之歌.docVIP

“朝花”而“夕拾”中欢欣与悲怆相交织的童心之歌 　　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的时候，正是他思想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就个人而言，在北京和章士钊打官司、和现代评论派恶战一场、“三一八惨案”的刺激、和许广平恋爱关系的确定，再加上疾病缠身，鲁迅思想精神处于急剧的变化中;就社会而言，整个社会上革命势力汹涌而来，北伐势如破竹。军阀们个个自身难保，学者们也不能盘踞北京，纷纷南下自寻生路。文化人必须在生存和思想立场上作出明确的选择。寻找出路的鲁迅，到了厦门和人闹翻，到了中山大学，还是和学者、“正人君子”不能同流一气。在厦门的坟堆间照了相，在中大做了几个月的系主任，被革命的血惊得目瞪口呆的中年男人，无端地开始写回忆文章，真是让人难以索解。《朝花夕拾》的写作，用鲁迅的话说，面对“离奇”、“芜杂”的现实，“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回味童年时代可口的果蔬、重温人间的挚爱。鲁迅开始以更为复杂和开阔的成年人眼光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将自我的成长经历与时代的关照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文化、社会在鲁迅的成长中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迹。在某种程度上，《朝花夕拾》可看做鲁迅从儿时到“五四”前夕的自传，是我们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 　　1925到1927年间的鲁迅真是慌了神，但即使慌了神，毕竟是鲁迅，他要沉住气，不能乱了阵脚。但一个人如何能稳住阵脚，我想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回忆，一个人在无法理解眼前的事情的时候，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只能在回忆中找自己心里最可靠的东西来自我安慰。我想《朝花夕拾》的写作，鲁迅的心情也莫过于此。看他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就知道他开始找自己最熟悉东西来对抗现实。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鲁迅在观点上并无多创建，即使他自己说在刘师培的基础上阐释魏晋，我依然认为他没有超出刘师培。实在要说鲁迅有什么创建，那就只能说是同样的观点，鲁迅审视的视角和刘师培不同。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看不起民间;但鲁迅不同，虽也算士大夫家庭出身，但早已被排挤出上层，开始从民间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所以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虽然说的是上层社会的事情，但眼光还是和刘师培不一样，开始从民间、从个体的生活、生命感受中找解释的依据。这点就和刘师培很不一样，刘始终在考镜源流，不能脱离上层的气味，脱离文化的藩篱，而鲁迅开始从人的自然感受、生命状态来入手魏晋，所以虽然命题相似，但思路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说鲁迅从民间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民间的发现也看是在什么视角下去发现。民间在鲁迅看来是生命最为本真的呈现，但要将民间的本真呈现出来，需要破除观察者的思想藩篱，将自我观察的基点放在最为自由的生命状态中，而一个人生命的本真状态则莫过于童年了。换句话说，鲁迅是以成年人的在世状态，在回忆中慢慢复活了童年的生命感受力来书写《朝花夕拾》。童年的生命状态对一般人而言，只是潜在的、沉睡的存在。童年如何被唤醒，那是有待于一个人的人生机缘。也许一个人长大之后，童年偶尔会在他脑海中闪现，但不会升华为自我生命的精神原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对童年在什么层次上理解，取决于他对人在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性的关照，一个人要如此关照自己生命的来源和在世状态，知识性的东西是无法引导他到达如此境界的，必须在他成年之后陷入生存困境的时候，他才会如此选择。在中国更是如此，我们虽有信仰，但一般人并无宗教性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从出生被抛入世界，中国人就陷入世俗的纠结中无法超越性地看待生命，他能对自己的生命来源做本体性的关照的，莫过于童年时代了。鲁迅在这三年中，之所以如此回溯他的童年时代，我们应该做如是观。我想这也是鲁迅开始写《朝花夕拾》最为根本的精神动力所在。 　　整体性地通读《朝花夕拾》，第一篇《狗猫鼠》虽然精彩，但掉书袋严重，显得过于生硬，映射人事纠葛的杂文笔法过重，换句话说，火气太重了，虽然精彩，但未到醇厚之境。《阿长与lt;山海经gt;》就不一样了，开始摆脱人事纠葛，思绪和境界渐入醇厚，最后一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来得是那样自然深切，因为他在民间、在被文化异化的下层人的生硬外壳里，看到了生命中的纯朴和厚实，能让阿长容身的黑暗而仁厚的地母，让这个离家的灵魂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在了。其下几篇就是以地母般浑厚的生命眼光开始了对人世的批判。《二十四孝图》对道教化的儒道之孝的批判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的肯定;《五猖会》和《无常》那是对民间游戏中自在本性的呼唤，可以和晚年的《女吊》参照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以一颗纯洁的童心对生活深情的拥抱，严师、祖母、大自然、同窗之谊、兴趣爱好皆是如此温暖人心;《父亲的病》不止是对父权的批判，和早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基调完全不一样，那是对父亲的理解――在悲悯意义上的理解，也是对童年毁灭之后的深情挽歌;《藤野先生》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