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docVIP

“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 　　摘要：当前，我国出版业繁荣与乱象并存。在此业态下，出版从业人员重温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的宗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出版价值观，显得更为迫切。本文即从出版史的角度，以亚东图书馆为研究样本，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出版价值观，就如何在“义”和“利”之间取得相对理想的平衡作些梳理，以期能够对当下的出版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经营 　　亚东图书馆创办于1913年，主要发起人为汪孟邹，至1953年歇业数十年间，出版图书250种，其中“大多数的书刊是好的，它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亚东版有些图书至今仍不断被学人引用，当代不少出版企业也常将其作为再版的母本参考。在出版业鱼龙混杂的当下，研究亚东图书馆的经营理念也就更有现实意义。 　　一、勇于宣扬新文化、新思想 　　翻检亚东图书馆历年出版书目，《孙文学说》《尝试集》《胡适文存初集》《独秀文存》《普希金小说集》《俄罗斯名著（短篇小说集）》《少年漂泊者》等，无一不是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品，它们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打破了国人的思想禁锢，陶冶了国人渴求美的心灵。在民国初建、新思想尚未普及的时代环境下，汪孟邹主持亚东图书馆出版上述图书，无疑须具备一定的政治识见和文化眼光，还要冒着随时被国民政府当局查禁的风险。 　　汪孟邹与革命先驱陈独秀为安徽老乡兼好友，因此有接触革命思想的机会，他后来在回忆亚东图书馆的创办历程时，也说亚东图书馆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正如原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先生所述：“亚东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由受维新思想影响而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同盟会来了，他又同情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他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同时参与了亚东图书馆的编务，他在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汉口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一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可见，在民国初建、局势混乱、各路思潮杂呈的洪流中，汪孟邹、汪原放等人对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的认同，是他们敢印行宣传新思想的图书的主因。 　　亚东图书馆规模不大，却下力传播革命思想，比如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出版了《孙文学说》。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革命党人朱执信计划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张元济出于对该书政治倾向性的顾虑，拒绝出版。朱执信便找到了印行新式期刊、传播新思想已小有名气的亚东图书馆，得到支持。《孙文学说》一经出版便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对此事，汪孟邹在总结自己的出版生涯时是这样表述的：“一般营业当然是资本愈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可是像亚东图书馆这样小规模也有好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孙文学说》的顺利出版与其说是因为汪孟邹胆子大，不如归功于他同情革命的政治倾向。他本人曾多次跟陈独秀讲自己知道共产党好，只是出于害怕心理不敢投身革命而已。 　　二、团结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优秀作者 　　正如出版界先贤吉少甫先生所说：亚东图书馆的经营除了汪孟邹“本身的理想抱负和经营管理之外，还得益于三位朋友陈仲甫、章行严、胡适之的‘督促之力’。特别是陈独秀和胡适不仅是朋友，而且是亚东最主要的作家和没有名义的编辑顾问，是亚东最早出版或代理发行的三个杂志的主编”。汪盂邹和汪原放叔侄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录中多番提及与陈独秀、胡适以及章士钊等共同策划出版新书的事宜，其中有多次甚至是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出创意，然后付诸执行。如1925年12月1日，汪原放与胡适讨论翻印古书时，后者提议出一套《中国哲学丛书》，“把一切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重要著作一概整理出来”，并当场开出了《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等书目。陈独秀又在这个书目后加写了《神灭论》和《非神灭论》。亚东图书馆出版房龙著、任冬译《上古的人》一书，也是因为胡适对房龙的引介。 　　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亚东图书馆也出版有多部作品。比如陈独秀陆续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大约9种书，最具代表性的是1922年出版的《独秀文存》。该书主要是将陈独秀在著名杂志《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随感、通信等收录成集，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胡适和亚东图书馆的合作十分紧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即于1920年由亚东图书馆首发。随后，白话自由体新诗成为时尚，涌现出了徐志摩、郭沫若等一大批新诗诗人。胡适一共在亚东出版了9种图书，除了前述《尝试集》外，还有1919年出版的译著《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文存》（初、二、三集）等，一直到1933年的《四十自述》都是由亚东图书馆印行。 　　章士钊（字行严）不仅将自己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反袁政论性月刊《甲寅》（自第五期起）移至上海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还在亚东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