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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 　　怎样理解新型城镇化 　　怎样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要求？现在有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其中最强烈的声浪是大中城市又可以进入新一轮扩张期。在我看来，“积极稳妥”四个字正本清源，具有特别明确的针对性和导向性。“积极”就是要因势利导，支持县城和重点小城镇优先发展，发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优势，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村土地升值三大目标；“稳妥”就是要趋利避害，抑制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27个省会城市和251个地级城市（三沙市属特殊情况）的扩张冲动，从“三分管、七分建”转为“七分管、三分建”，重点改造老城区，提升大中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早在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专门下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就小城镇建设提供了一种整体上的导向。在此后的中央历次农村工作会议以及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中，也反复提出要搞好小城镇建设。 　　在起草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报告时，我发现农民愿意进城的很多，其中76%的人更愿意进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因此，抓住小城镇建设这个城乡关节点，就抓住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方向。这是—个治国新思维，牵一发动全身，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统揽作用。中央下决心建设5000个县城和重点镇，至少可以就地吸纳4亿～6亿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这些镇的建成区面积以每平方公里投资1亿～2亿元计算，每年就能带动100多万亿元的关联投资，增加5亿人的就业岗位。我手头有个案例，北京市在确定33个小城镇提升服务功能后，就一举解决了40多万农民就地就业难题。 　　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但小城镇建设又恰恰需求旺盛，带动作用突出，具有长期向好的趋势。引进一个品牌企业、一所知名学校、一家特色医院，或者建设一个特色市场，就可以把小城镇搞得有声有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小城镇的道路、桥梁和房屋建设能够消化过剩产能，直接拉动水泥、钢材、建筑、装潢、冶金和机电等行业；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小城镇能够引领现代生活，改变量人为出的传统观念，现代家具、电器、电话乃至汽车进入农民家庭，实实在在地促进农村消费上—个新台阶。 　　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下降，倒逼我国经济增长的力量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各国都在应对自身的难题，寻求解决之道。我国必须把握好这个内部调整的历史机遇。 　　新型城镇化需要打破惯性思维 　　最近1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小城镇经济、社会和体制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外嫁女问题以及新生代农民问题。2.5亿新生代农民，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8700万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这些新生代农民本质上就是流民。这是—个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经济压力，一个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政治任务。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具有托底作用，应当上升为国家战略，所有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都有必要指向这个落脚点。纵观历史风云，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但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在政策、资金和项目资源的使用上，中央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倾斜，省级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省会城市和本省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倾斜。对于小城镇的政策设计，相对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到位，经常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事实上，我国91%的国土面积、73%的人口在县域，老祖宗早就告诫，“郡县治则天下安”。 　　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经济下行风险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新型城镇化是目前惟一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最终都要落地，都要落到一个特定的空间。这是从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构想，是梳理基本国情后得出的一个逻辑结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改变“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先工业、后农业”的惯性思维，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 　　新型城镇化需要顶层制度设计 　　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劳动就业、土地权益、绿色增长和低碳生活等方方面面，需要对概念模式、能源战略和政策举措进行过硬过细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制度设计。但客观地看，各级政府官员的认识还很模糊，特别是对小城镇发展的影响、地位、功能和作用等问题存有疑虑，制度层面也存在着需要打通的障碍。 　　一是扶持政策缺乏协调。各地支持小城镇的积极性很高，但大多集中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