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docVIP

诺思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 作者：张军 刚刚过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毫无疑问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个领域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他把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并且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讨论制度及其演变，这是开拓性的工作。由于他对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的强调，改变了长期以来制度不在经济分析范围之内的传统，因而他赢得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的尊重，他的研究也因之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预料之中的，也是众望所归。 当然，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以诺思为代表的派别只是一个重要的支流。至少在1960年代，还有其他众多流派，比如合约理论。张五常教授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他对合约经济理论的贡献至今尚未被人超越。与张五常专攻微观合约结构的研究不同，诺思对制度的研究基于历史，基于跨度较长的经济史的研究，而且从背景上说，诺思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计量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事件，他也是新经济史学的重要开拓者。诺思的研究作品中没有方法论的创新，也没有理论的模型，只有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但发展出的是重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影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识。 就在前不久，我到深圳出席张五常教授80华诞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大家还在问起诺思教授的身体状况，因为张五常教授说，前几年得知诺思教授患病的这个消息，说情况不是特别好。我猜想，如果诺思的身体许可，他也许会出席这次张五常教授80华诞的学术活动，或者用视频，或写封祝寿的信过来，无疑也会为学术活动增添很多光彩。很可惜，因为他患有重病，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愿望。没有想到我从深圳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就从我儿子那里收到关于诺思教授逝世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诺思教授去世时95岁，已是高寿了。认识他的人、见过他的人大概都知道，诺思教授是一位性格特别开朗的老人，你如果在他面前跟他讲话，会发现他有很多让你惊讶的一些语言，还有让你惊讶的一些动作。他像一个孩子，非常单纯。他又非常幽默，好像从来没有过烦恼，讲起新制度经济学，讲起他对制度的研究和思考，他会滔滔不绝。我相信他是一位对人生比较乐观或者说非常乐观的长者。我也相信，这是他很长寿的一个原因。 诺思跟张五常关系非常密切，张五常曾经风趣地说诺思也算是他的学生，当然我们知道诺思的年龄要比张五常先生年长15岁之多。但五常先生说的也没有错，因为诺思曾经是张五常课堂上的一位学生。不仅有这层关系，更主要还是因为张五常在制度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的天赋，所以诺思对张五常非常尊敬。我见到诺思的时候，他也会提起张五常的名字，并且认为张五常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诺思过世，我相信五常先生是非常悲痛的，我也期待读到五常先生纪念诺思的文字。 诺思眼中的制度和好的制度 我四次见到诺思教授。第一次见到他是1998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第二届年会上，那个时候我也是该学会的会员，而诺思教授是主席。我相信那是我第一次跟他面对面。后来又在美国旧金山，同样是新制度经济学会的年会上，我们又再次见面。2002年3月，我们在上海《文汇报》有过第三次见面机会并进行了对话。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是2007年3月，那是在澳门大学，我和他被同时邀请出席在澳门大学举行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高级研讨会。英国剑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诺思教授跟莫里斯教授作为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做了大会的主旨演讲。 在澳门的这个会议上我跟他有两天的接触时间，我们一起出席了主办方安排的所有活动。老人家精神非常好，红光满面，经常开怀大笑。我看得出他喜欢喝酒，也爱抽烟，所以相信他是一位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学者。而且会议还特意安排我们到澳门的一个葡萄牙式的城堡上专门有过一次晚餐，而且晚餐之前是一个喝酒聊天的时间，他喝了很多酒，我跟他也聊了很多。 在澳门大学的这次会议上，诺思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他一以贯之，就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再次做了阐述。跟他之前的著作、论文和演讲的要点是一样的，他特别强调好的制度才会推动好的经济发展。我想他头脑中所谓好的制度以及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基于他对英美以及欧洲的历史所做的深度分析。他特别对几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包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当然还有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对这些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制度在这些国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他在这个基础上认为，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所谓好的制度，也就是我们在英美看到的那些制度，而那些制度是英美先后保持世界领先的原因。 我们在1980年代后期都阅读过诺思在1970年代出版过的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