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想图景的中国法学该结束了.doc

没有理想图景的中国法学该结束了！ 　　 对“法制与社会发展”之判准的反思　　　　　　　　　 ——贺《法制与社会发展》出版十周年***　　　　　　　　　　　　　　　邓正来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法制与社会发展》顾问）　　　　　 《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以一种平实的方式走完了她第十个年头的学术之路。我虽说没有参与《法制与社会发展》前些年的工作，但是从她当下的发展情势之中，我依旧能够感到中国法学界同仁以丰富的智性努力而表现出来的对她的厚爱，也感到了学术编辑委员会在平凡的日常编辑工作中所做出的认真负责的努力，更感到了晚近以来因发表有关“生活中的法理”的文章而可能发生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转向。作为《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的唯一的顾问，我有充分的学术理由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出版十周年之际，表达我对她的深深的敬意和祝贺。　　　　　 《法制与社会发展》，作为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其根本的学术诉求在我看来就是要引领中国的学术界从“法制/法治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或者从“社会发展”视野中认识或阐释法制/法治，一如《法制与社会发展》在其《创刊词》中所指出的，“在法学研究日益深化、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社会发展成为时代性论题的今天，《法制与社会发展》正式创刊”，“……本刊把法制与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支持把法制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研究，同时鼓励着力探索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制问题”。[1]显而易见，此项学术诉求的理论预设是：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仅在法律的视域中探究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或者从社会发展与法制的互动视角出发去认识或阐释法律。我以为，这项学术诉求也许不只是《法制与社会发展》这一刊物的题中之义，而且更是我们具体检视《法制与社会发展》这十年学术之路的重要判准之一。　　　　　 然而，不论我们检视的结果为何，我认为，我们都必须在准备迈向未来之际对《法制与社会发展》所透露出来的这项诉求或这项判准本身做一深刻和批判性的反思。实际上，对这项诉求或这项判准本身的反思，是对中国法学所做的“总体性”反思的一部分，是终结中国法学一个时代所做的“总体性”努力的一部分（我将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对这个理论问题做详尽的阐释）。当然，这绝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一种更具开放性的学术期盼。　　　　　 我认为，“从法制/法治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或者从社会发展视野中认识或阐释法制/法治”这项诉求或这项判准本身，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可以获致学理支撑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把“这项诉求或这项判准”落实到对中国法制与社会之认识或解释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法制与社会发展”只是对我们所设定的一个本体图景所做的知识论兑现的一个视角，亦即一种尚滞留在“一般化”层面的视角，因此它本身还无法成为我们型塑或批判法制/法治实践的一项充足的具体判准。换言之，“法制与社会发展” 这项诉求或这项判准本身，在落实到对中国法学的评价或对中国法制实践的审视的时候，还缺失一项更具时空特性的基本因素予以支撑，而这就是我所谓的关于中国法制/法治发展的“理想图景”。　　　　　 从学术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以知识自觉的方式提出建构有关评价、批判或捍卫中国法制/法治发展之“法律理想图景”的诉求，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当然，“新时代”在这里是指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时代。　　　　　 在前“中国理想图景”的时代里，中国法学的发展基本上为“西方现代化”范式所支配，亦即在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或现代法制/法治发展的结果不加质疑、不予反思和不加批判的情形下便将西方现代法制/法治发展的各种结果视作中国法制/法治发展的当然前提。“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通过给中国法学提供各种与中国本土生活无甚关系的西方问题的方式而为中国法制发展确立了一幅“西方理想图景”，而且更是转移了我们的关注点，使我们看不到中国法学（指主流法学理论）自1978年始至今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中国法学所提供的并不是我所强调的“中国理想图景”，而是一幅“移植”进来的、未经批判的以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为依凭的“西方理想图景”。　　　　我认为，这种境况在前“中国理想图景”的时代里导致了至少这样两个结果——它们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法学在这一时代的基本取向：第一，一方面由于未加批判地把“西方理想图景”误作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所以中国法学也就不再研究“中国理想图景”了，甚至连研究的必要性都被这种“图景误置”的做法给消解了；另一方面，一些试图反对现代性范式的法学观点则在批判主流观点的同时，不是把中国法学思考“中国理想图景”的必要性一起泼了出去，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一方面，既然不存在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中国主流法学也就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世界做切实的关注（亦即只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