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移民问题的研究.docVIP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移民问题的研究 一、教育移民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现实需要 在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扶贫开发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阶段减贫事业的多层次目标,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亟待改革与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发扶贫成为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的扶贫模式和发展路径,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与传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贫困率和贫困程度大幅下降。[3]进入21世纪,随着扶贫任务和环境的转变,国家提出了更高的扶贫要求,并日益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问题,加上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区域被定位于禁止开发地区或限制性开发功能区(如滇黔桂石漠化地区被定位为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大部分面积属于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上升。[4]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人口转移、能源结构调整等为代表的传统开发扶贫方式的变革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口因素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但是如何同时保障移民收入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形势不容乐观。作为新型反贫困模式和路径,教育移民将生态扶贫、移民扶贫和教育扶贫有机结合起来,在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将日益突出。 教育模式转变和教育资源再置是连片特困地区承接转移产业和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需要。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开始到来,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开始短缺,进而劳动成本上升日益,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在所难免,这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发展提供了较大机遇。但贫困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的工业产业不仅需要土地资源、资本资产、交通环境等硬件条件和基础设施,更需要大量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普通劳动力,否则,连片特困地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能够承接可能仅仅是竞争力较弱和被发达地区淘汰的初级资源型加工型和环境污染型企业,而这些产业不仅可能导致经济难以持续增长,而且导致环境严重破坏。[5]客观地讲,当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和小城镇中等教育、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和教育发展模式难以有效提供适应高水平产业升级和产业承接的初等和中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因而亟待创新教育模式、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以教育城镇化为先导,教育移民则是教育城镇化的重要路径。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趋势,对贫困地区尤其如此。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普遍偏低,其城镇化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而且低于该地区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部分特困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而,利用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必然之路和历史选择。但拉美国家的城镇化陷阱表明,盲目和片面地城镇化不仅带来大面积城镇贫困,而且将导致治安恶化和社会动荡,因而我国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不仅包括人口城镇化,而且包括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职业关系的城镇化,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有效、全面地融入城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这种全面的城镇化过程需要以教育城镇化为先导,即通过教育城镇化先行实现农村流动青少年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构筑其人际关系的城镇化网络,提升其在城市生活的能力和品位,并为其最终融入城市奠定全方位基础,而农村地区和中小城镇的教育移民是连片特困地区教育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教育移民是连片特困地区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接受公平教育和提高全面素质的需要。完整的公平概念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教育公平则是实现起点公平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保障农村和小城镇留守儿童受到良好而全面的教育则是连片特困地区教育公平的关键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发达地区,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部分地区儿童留守率达到80%以上。留守儿童或者相互照顾,或者由年迈的祖父母管理,在经济上、生活上、学习上、感情上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同时,连片特困地区往往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财政收入较低,若全部在当地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充足的教育资源不仅是无效率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教育移民本身所具有的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管理效应使得其成为整合城乡教育资源,推动连片特困地区留守儿童教育起点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6] 二、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移民:内涵与特征 从本质上讲,人类的迁移活动是一种改变自身经济、社会环境和状况的有力途径,教育移民也不外乎如此,而且,它有着与其他类型移民不同的显着特征。从内涵来看,教育移民是基于人口的教育投资需求而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或改变教育环境的一种迁移形式。教育移民是人类的一种经济行为,是一个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它有别于传统的生态移民、政治移民、婚姻移民和劳动力转移等迁移形式,是一种融合了能力提升、收入增长、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