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新诗教育独立性的缺失.docVIP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新诗教育独立性的缺失 　　新诗教育在高中语文教育中的边缘性地位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这一话题曾在上世纪末引起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但争论一般围绕新诗在高考中的缺席或教师新诗知识体系陈旧等方面展开，而很少注意到新诗教育边缘化与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编写之间的关系。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以下简称高中教材）作为高中语文教育的重要载体，对青年学生的语文素养、思想感情、审美趣味等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教材中的新诗自然也成为新诗教育的重要载体。而从教育的一致性来看，“语文教育中的新诗教学体现的是一种群体性的解读力量，而新诗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教材中的新诗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1]但目前高中教材中的新诗编写却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对新诗教育的独立性地位缺乏足够认识。 　　首先，新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扛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式确立起到了先锋性作用。同时新诗也以其自由丰富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审美趣味，一经创立就明显区别于古典诗歌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为了充分呈现新诗发展的实绩，教材编写应尽量照顾到新诗发展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但从目前的主流高中教材看，新诗不仅被边缘化处理，而且编写中也未能遵循其具体的发展脉络，造成新诗发展概貌在教材中的缺失。其次，虽然新诗与古典诗歌同属诗歌艺术，但由于它们产生的时代环境不同，二者在美学趣味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教材编写者在编选标准上应采取适合各自特点的编写方式，但目前很多高中教材却在新诗编选中，存在沿袭古典审美的倾向，造成新诗审美特性在教材中的缺失。最后，新诗与古典诗歌在诗思建构、阅读欣赏以及评价方法等诸方面也存在差异，并各自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考察方式，但目前很多高中教材却以古典诗歌的考察方式为新诗设置课后思考，造成新诗考察方式在教材中的缺失。本文拟从以上三点出发，揭示目前高中教材中新诗教育独立性缺失的实质，以期能增加学界对于新诗教育的重视，尽快改变目前新诗教育的边缘性状态。 　　一、发展概貌的缺失 　　诗歌作为“培养趣味的最好媒介”[2]，自古以来就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确立，语文作为单独学科正式独立出来，在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中明确规定了“甲项目为文学欣赏。第一学年为最近之文字，教材分散文、小说、剧本、新诗四种”[3]，可见，新诗很早就被纳入语文教育之中，这也为新诗之后的百年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目前高中新诗教育却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教材中明确标明学习新诗的单元，却混杂着旧体诗词的学习。编写者在单元介绍中这样写道：“这个单元主要学习现代新诗。”“这里选录毛泽东的一首词，正好可以与新诗进行比照。”[4]无可否认，毛泽东的词的确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值得高中生学习鉴赏，但将它放在新诗单元进行学习，不仅会造成新诗教育的混乱，也体现出编写者未能意识到新诗教育的独立性地位，从而造成编写过程中，对新诗长期的边缘性处理并忽视对新诗发展概貌的呈现。 　　研究者曾对1952至1988年“一纲一本”时期的10版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以及1988至2008年“一纲多本”时期，10版不同教材中新诗入选情况，做过统计分析，发现新诗在教材编写中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一纲一本”时期，共收入诗歌465首，而新诗只收入了110首，占总比例的23.2%，其中1952年新诗的边缘化倾向最严重，只占总比例的18%。而在之后的“一纲多本”时期，教材编写中新诗的边缘化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严重。此时，诗歌收入量较之前有所增加，共收入诗歌791首，但新诗仍只收入了141首，仅占总数的18%，其中收入比例最小的是语文版教材，新诗屈为诗歌收入总量的11%。[5]在目前的高中语文教育中，新诗仍然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从目前比较通行的201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一至必修四（必修五中未收录诗歌）看，收入教材的诗歌总数为26首，而新诗只有3首，仅占收入诗歌总数的11%。而从教材中新诗单元的安排来看，以201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至必修四）为例，除了必修一的第一单元收入了三首新诗（戴望舒《雨巷》、徐志摩《再别康桥》、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外，在必修二至必修四中再没有新诗的身影，也就是说，学生们在高一上学期短暂接触新诗后，就再也没有在必修教材中直接学习新诗的机会。相比较而言，古典诗词的学习却贯穿了整个高中阶段，必修二中收录了七首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必修三中收录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和李商隐等唐代诗人的代表作品；必修四中收录了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代表宋词发展高峰的代表作。可见，无论是收入新诗的数量还是在新诗单元的安排上，相较于古典诗歌的主导性地位，新诗在高中教材中一直处于边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编写数量上的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