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看董仲舒.docVIP

从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看董仲舒 　　摘 要：《春秋繁露》是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历来对其校注解释的本子颇多。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校注较为完善的本子。在《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中，可以看出董仲舒通过对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史实的评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就以《春秋繁露义证》中对晋国史料的引用及其人物、事件的评价来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观点。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晋国；思想 　　苏舆，湖南平江人，晚清经学家，其代表作品是《春秋繁露义证》，并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梁启超曾说：“《春秋繁露》，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1]（p21）可见对《春秋繁露义证》的高度评价。 　　董仲舒，约生于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卒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代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是汉代《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是很复杂的，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首先，他在政治上拥护大一统，适应现实需要；但又宣扬天人感应，讲究天命定数。在专制时代，实践证明，这还是可行的方式，却也成为了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其思想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权变思想 　　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时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p2190）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虽然董仲舒讲了“不变”，但他也讲“变”。在董仲舒看来，在一般情况下，按一般原则办事；在特殊情况下，就要变通。在特殊情况下，不能死抱着原则不放，这是董仲舒的辩证法思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讲到辞和指的关系。辞，指语言文字，或者说是实际事例。指，即思想内容。辞指问题就是语言表达和内在思想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董仲舒提出《春秋》“有常辞，无通辞”的说法。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2]（p46-47） 　　这里的“礼”是指儒家的礼。儒家宣传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春秋》一般认为，只有中原地区的国家行为合礼节，夷狄的行为是不合礼的。一般来说，中原国家文化发达，是礼仪之邦，而四夷的国家，文化落后，不懂礼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认为，在“?之战”以后，实际情况发生了变更，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楚庄王在面对郑国的投降后，放弃攻打郑国，而晋国不了解楚国的善意，而要攻打楚国。 　　董仲舒认为讲礼义的就是君子，不讲礼仪的就是夷狄。如今面对郑国的投降，楚国放弃攻打弱小国家，讲了礼义，升为君子，而晋国步步紧逼，不讲礼义，情同夷狄。董仲舒的这一见解，说明礼不拘泥于地域的差别，而是要看他是否讲礼义。总之，他强调不要拘泥于《春秋》上的具体说法，要从随时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春秋》的精神，作出具体的分析。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的主张是符合唯物论原则的，具有合理性。 　　二、重志思想 　　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5]（p7），儒家是比较重视志的。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5]（p24）意思是就一般礼仪来说，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俭约；就丧礼来说，与其仪文周到，宁可过度悲伤。孔子认为，礼应该是体现内心的敬意。敬意也属于志的范畴。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重志的思想，形成了他的贵志论。志指志向，心指思想。董仲舒的贵志论就是重视人的主观因素，追究最初的本意，考察人的动机。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今赵盾?s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s君，何以复见……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s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s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故盾之不讨贼，为?s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s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2]（p38-45） 　　晋国的赵盾杀死国君，四年之后在记载中重新出现，这不是《春秋》的记事方法。董仲舒解释不能仅仅是因为赵盾见于发问词之中，而分辨是否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