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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羌族应用性石刻及其价值 　　摘 要：明清羌族应用性石刻实用性强，数量较多。根据内容和文体分类，有文告碑、规约碑、契约碑、纪灾碑、道路交通碑、界碑、族谱碑等，为研究羌族历史文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具有语言学、文献学、政治史、军事史、宗教和民俗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羌族；石刻；应用性；类型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13-03 　　羌族石刻指记载有羌族历史、文化、人物、事件的石刻文献。由于风化泐蚀、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遗存至今的石刻已经不多。据我们课题组近几年的田野调查，明清羌族石刻，包括石刻原物、拓片及文献著录，180余通，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北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地。在浩如烟海的石刻文献中，这批石刻文献数量有限，由于正统文献对羌族历史文化记载甚少，而羌族又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这批石刻材料，便成为继羌族民间口头传唱的、少量用汉字书写的宗教经卷、方志野史、宗族谱系、地契文书等纸本文献而外最重要的历史文献。石刻形制类型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题字、杂刻等。石刻类型不同，所记内容亦不一样，文献的价值也各有侧重。就羌族应用性石刻看，至今还没有人进行过专题搜集整理，更谈不上系统研究了。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批文献的重要作用，我们认真梳理其内容，分门别类逐一考察，这有利于进一步合理使用文献。通过与传世文献及其它出土文献相比较，互补互正，互相支撑，为进一步整理羌族石刻文献，开展羌族历史文化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 　　一、明清羌族应用性石刻种类 　　羌族应用性石刻文献丰富，大致分成文告、规约、契约、纪灾、道路交通、族谱碑等。 　　1.文告碑。公牍文书主要有章奏、诏命、文告、凭据等。羌族石刻主要为文告碑，是上级传达给下级的文书，镌刻在石，便于传布。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婚俗、赋税、修路等土规，为研究明清时期羌族区域自治、法规、民风民俗等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如明崇祯十八年（1644）《松潘城告示碑》，刊布裁革旧例，整肃军纪6条。（茂县）清康熙四十年（1701）《牟托巡检司土规告示碑》，发布治安、婚丧、神事、生产、征粮等土规8条。（汶川）嘉庆二年（1797）《非土著人民不得应试章程碑》，是整饬科考作弊，维护教育、考试公平的文书。光绪四年（1878）《铁邑告示碑》，规定山场地界、汉羌民修桥补路、采樵及民俗等条约。（北川）光绪四年（1878）《禁止差役索诈批示碑》，严禁差役敲诈勒索、增添民累。（理县）光绪间《理番府告示碑》《婚俗禁令碑》，理番府革除“四土、三、五屯袭补规费”[1]，严禁转房婚、近亲结婚等婚俗。 　　2.规约碑。碑文涉及乡规民约、行会条规，具有告示性质，但又不是纯粹的文告。羌族规约碑产生于清代，是研究清代羌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水平、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最直接、最可靠的实物证据。（汶川）光绪四年（1878）《小寺寨封山护林碑》，公示保护神树林规约，禁止乡民私自入山樵采、牧放牲畜。咸丰三年（1853）《瓦寺土司差役碑》制定差役规约14条。（茂县）道光七年（1827）《水磨坪治安管理碑》，制定民约，鼓励村民兴办学校，惩恶扬善，反映了清政府在岷江上游羌区进一步改土归流，从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上推行地方行政与国家主体一致的管理方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岳希土司碑》，制定婚姻、田土、债账、争界等土规及议案费用。咸丰元年（1851）《河西议话碑》，商议16个刑事、民事案件裁决原则。（北川）咸丰二年（1852）《永垂万古碑记》，规定各寨民年纳豆粮归属，修补营汛、墙垣等需用。 　　3.契券。契券是当事各方共同订立的凭券、证据类文书，多为买地阴券，属于冥间文书，署明买地界至、时间、知见证明人，真实性强，是研究古地理的参考材料。所记买地用钱数目，可作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和土地价格的依据，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汶川）宋淳熙三年（1176）《员志成甘氏三娘买地券》，所言界至“兵?其地，东至震位青?o，西至兖宫白虎”[2]，落款“剑南西川成都茂州汶川县滋茂乡”。滋茂乡，元明属灌州，清代先后属筏村、麻溪局、西七区、漩口乡，现属都江堰麻溪乡，为该地所属建制、地理沿革变化提供了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民约碑，也有契券性质。如同治八年（1869）《白水寨乡规民约碑》，内有5份买卖土地、山林契约。 　　4.纪灾碑。岷江上游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和岷山断裂带，是中国强烈地震带之一。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破坏性大地震，如1933年茂县叠溪7.5级、2008年汶川8.0级大地震等。除此而外，还频发泥石流、干旱、洪水等灾害，碑刻中也有反映，为研究岷江上游地震和洪水灾害提供了材料，但仍显不足。光绪十八年（1892）《董氏墓碑》，记光绪十六年银杏乡桃关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