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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建大家族的“笼中鸟” 　　摘 要：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描写封建家族的例子，作家笔下的封建家族犹如一只笼子，总有一些脑袋从笼子中露出来，反抗着衰败的家族、制度，这些“笼中鸟”有些最终飞了出来，有些则因无法摆脱笼子而死在笼子里。文章从“笼中鸟”的角度重点分析曹禺《北京人》中两个典型人物曾文清与愫芳的命运。 　　关键词：北京人 笼中鸟 曾文清 愫芳 　　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描写封建大家族的例子，尤其是封建家族衰落和解体的历程，甚至封建家族文化已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作家以中国封建家族文化为背景，或批判，或哀其不幸，各具特色。巴金、老舍等作家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叙述，如《家》《四世同堂》《憩园》，等等，曹禺则通过话剧向我们呈现封建家族及其冲突，如《雷雨》《北京人》。作家笔下的封建家族的牢笼中总有一些脑袋露出来，反抗着衰败的家族、制度，这些“笼中鸟”有些最终飞了出来，有些则因无法摆脱笼子而死在笼子里。本文即从“笼中鸟”的角度重点分析曹禺《北京人》中两个典型人物的命运。 　　一、“笼中鸟”的解读 　　家，本是无比美好的想象，是为人遮风挡雨的地方，是人的归宿。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家，那便意味着他失去了根。然而，家作为封建制度的具象化之一，尤其是作为家的延伸的家族，它意味着繁文缛节，意味着礼教制度，意味着压抑自我。它犹如一个牢笼，甚至是“可怕的桎梏”，束缚着里面的人。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制度何以如此扭曲？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支柱，传统的家族伦理制度由周礼奠定，后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充实其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家族伦理制度不断演变，成为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家族伦理异化，也成为扭曲人性的工具。“这种天理纲常经过历代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礼教普及和道德下移运动，从封建的大传统渗透到下层的小传统当中，窒息、压抑、扭曲着中国人的人性。”[1]等级森严的尊卑制度、不近人情的人伦规范越发压制了人性，化身为“吃人的礼教”。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封建的纲常礼教逐步解体，家族制度在逐步解体的同时，遭到了诸多的批判。现代作家批判旧的家庭、家族制度，他们在作品中“把旧家庭看做‘专制王国’，沉睡的铁屋子，礼教的堡垒”[2]，或是认为“旧家庭就是一口枯井，一座坟墓，处处充满着压抑与沉闷”等。总的来说，家庭，是如笼子一般的存在。 　　身处家族中的人，有些享受着笼子里的虚幻的美好而丝毫觉不出被束缚的痛苦，有些奋力挣扎以求冲出死寂的笼子，有些已习惯而无法再挣脱出去，等等，这些人就如同笼子中的鸟儿一般。有研究者将笼中的“鸟儿”进行了分类，一是“曾经挣脱过可后来又偃旗息鼓的”，一是“奋力挣脱、直想坚持到底可最终仍以悲剧告终的人们”，一是“久困于‘笼’中而丧失了挣脱与奋飞的力量的”，一是“新一代的‘鸟’儿们”。[3]笔者认为，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儿大可分为两类，一是始终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儿，一是终飞出笼子重获自由的鸟儿。换句话说，即是奋力冲出封建家庭的人和始终被困于封建家庭中的人。而对于像《北京人》中的曾皓或《雷雨》中的周朴园这类人，笔者并不将其归入“笼中鸟”的范畴，他们是作为封建家族的大家长，代表着封建礼教制度，可以说是与封建家族融为一体的，他们是象征着封建家族的“笼子”。 　　那么，既然对“笼中鸟”进行了界定，曹禺笔下的哪些人物是笼中之鸟呢？从分类上来说，《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江泰，不管他们是否挣扎过，他们最终都是失败的，有的走向了死亡，有的也就安于待在笼子里；《北京人》中的愫芳、瑞贞即属于第二类，她们最终飞出了笼子，走向了自由。 　　我们以曾文清与愫芳二人为代表，从两个方面来对“笼中鸟”的命运进行分析。 　　二、曾文清的悲剧命运分析 　　人们哀叹穷苦百姓，他们往往遭受着无数令人发指的折磨。而在大多数人看来，某某人生活在大家庭当中是一件幸福的事，毕竟物质生活充盈，不必受一些皮肉之苦。 　　然而，谁又曾想到，对穷人所受的身体上的苦，他们先天地免疫，但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却遭到侵蚀，甚至所剩无几。读者是否又能想到，这些人生活在大家庭当中，享受着极好的物质生活，但这家庭也如铁笼一般束缚着他们，钳制着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如行尸走肉一般存活于世间。这样的他们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是“多余人”罢了。 　　笔者认为，《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正是封建大家族中的“多余人”的代表，换句话说，他是久困于封建牢笼中的再也无法展翅的病鸟。 　　曾文清生长在书香门第，他“绝顶聪明”，从小便拥有了“神童”的称号，而今“一望而知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但这样的他生活中又是怎样的呢？“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他的生活是悠闲的，他“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