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沉潜：伊沙的“本城写作”.docVIP

走向沉潜：伊沙的“本城写作” 　　内容摘要：伊沙是90年代口语诗的先锋代表，但自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先锋性”的光芒实际上逐渐收敛。相应的，伊沙的诗歌创作走向“沉潜”，于文本中展现具有个人化特色的“本城”意识，以富有“男子汉”承担感的“壮年写作”状态楔入生活，获得以诗歌形式凸显生命意识、进行抒情叙事的“自在”。 　　关键词：伊沙 口语诗 本城意识 壮年写作 　　自90年代中期开始，伊沙诗歌的创作蜕变进入酝酿阶段，至90年代末“暗流涌动”，进入新世纪后愈加呈现朴实明亮的“新质”，即伊沙自我实践的“本城写作”。这一写作特质离不开伊沙的“本城”经验和中年经验，总体展现出稳健的“壮年写作”的姿态。 　　一.“本城”意识与“民间立场”再确认 　　伊沙曾在自述家世时提到自己籍贯武汉，生在成都，长在西安，并宣称自己没有“故乡”，只有“本城”（伊沙的“本城”意识可上溯到其1994年的创作《我爱本城》）。 　　身处“文学大省”陕西，伊沙敏锐地指认自己深入参与的“陕西文学的诗歌属于城市文化的范畴”（区别于乡土文化的小说）；而对西安城市生活的熟稔与敏感体认，亦使伊沙视自己在“本城”进行的诗歌写作为最“日常化”的写作状态――对于伊沙，当别人把自己的故乡“隐喻”成“天堂”的时候，他的“本城”只是他被迫也是必须接受的一个存在，即“世界”的常态，而他则是将“隐逸”生活“演绎”得最为真实、深入、自然的“超隐”于“本城”（自家寓所）的“大隐者”。伊沙的“本城”写作是坐着写的，只需要一把椅子、一个房间、一座城市[1]，与乡土作家的早已疏远、日益隔膜的“乡”相比，伊沙的“城”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不必在搜肠刮肚的回忆中去拼凑现实。与把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当作目标，在一种虚构的流放感中生活的人相比，伊沙选择沉潜于“本城”，写身边习见的人与事，于日常化的口语诗创作中流露“在场”的温度与入世的温情。 　　伊沙在创作中对“本城”意识的自觉强化是与其对“民间写作”立场的再确认息息相关的，而推动伊沙对“民间立场”信念深化的则是美国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 　　有“贫民窟的桂冠诗人”盛誉的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1994）站在美国学院派诗歌的对立面，书写美国社会边缘穷苦白人的日常生活，主题涉及情欲、暴力等“形而下”的底层生活意象，表现出强烈的反叛主义精神。布考斯基认为诗歌没有什么神圣之处，它的功能只是把生活和感情真实地记录下来。他的诗歌形式自由，不受格律束缚，不重技巧，毫不掩饰他的粗暴人格和污言秽语，以其粗砺本真，对虚伪有极大的杀伤力，亦被称为“新海明威”。1995年，伊沙和其妻老G首次向国内翻译介绍布考斯基的诗歌，成为伊沙吸收布考斯基风格优长的绝佳契机。因此，才有了伊沙在《一行乘三》（1993-1994年诗歌合集）中的“夫子自道”：“（集中作品）与前相比写得短小精致，语言被打磨得十分光滑，外在的完美充分暴露了一个内在的危机：我诗歌的空间与身体的扩张相比已经显得太小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必须有一个重新开始――也正在这时我读到了布考斯基的英文原作，他诗歌中所携带的无比自由的空间感和来自平民生活底层的粗砺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宝贵的启示。从这年开始，我在略作调整的向度上，又重新写‘开’……我在1995-1998的四年诗选《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记录着布考斯基对我的全部影响，事实确系如此：是布氏的作品帮我开启了我诗歌写作的第二阶段。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大言不惭――我的第一阶段充满着金斯堡式的高亢与激越，是布考斯基使我冷静、下沉。”[2] 　　此外，布考斯基的作品受家乡洛杉矶的地理和气候影响很大，可以称为“本城写作”的典范。早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就表示：“你在一个城市生活一辈子，……你已经对整座城市的布局了如指掌。……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一直在这里。”这对伊沙“本城”意识的建立亦是有所启迪、相互呼应。 　　二.“壮年写作”：楔入生活的“自在”姿态 　　与伊沙的“本城”写作相呼应的是伊沙的“壮年写作”状态。伊沙反对“中年写作”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创作颓势与疲态，而以富有“男子汉”承担感的“壮年”代之，表现出在诗歌创作中孜孜进取的野心与活力。在“本城”意识的浸润与召唤下，他的口语诗展现出楔入生活的“自在”姿态――于对生活细节、人情世故的沉实描写中擢生轻盈腾跃的人文关怀精神，获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生机。正是诗歌打开了他“生命的关节”，召唤他去做“本质”的诗人[3]。 　　不惑之年的人生阅历使伊沙的诗火躁之气渐消而愈发沉稳――亲人的故去与追怀、妻儿的相伴、生计的操持、亲历“生死关”的劫难、走南闯北的游历为伊沙的创作蒙上了温情、理解的纤细色彩与亲昵的人间烟火气。对生活的敏感使伊沙“有话要说”，他的口语诗因而充满了“言说”的欲望与极强的“及物性”――直指生活实发的事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