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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敏感度实证研究 　　摘 要： 本文以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2014级英语和商务英语专业的54位汉族学生和54位少数民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两组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异同，并对学校管理和教学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 跨文化敏感度 多民族背景 实证研究 　　1.背景 　　跨文化交际能力直接决定跨文化交际效果。Chen和Starosta（1996）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划分为三个层次：情感、认识和行为。其中，情感指的是跨文化敏感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这对于具有多民族学生背景高校而言更是如此，而我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很少将跨文化敏感度置于多民族背景中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以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2014级英语和商务英语两个专业54位汉族学生和54位少数民族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跨文化敏感度的差异，并对学校管理和教学提出相应建议。 　　2.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概念界定 　　Bennett（1993）认为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是一种对文化差异构成的现实结构不断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并能够观察到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反映了个人对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感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根据文秋芳（1999）所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敏感度属于跨文化能力的一个方面。而Chen和Starosta（1996）认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之前、过程中和之后都能够表现出积极情绪。他们把这种情绪称作跨文化敏感度。综上所述，本文将跨文化交际敏感度定义为：适应异文化交际互动过程，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具有作用的情感因素。 　　3.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为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2014级英语和商务英语专业54位汉族学生及54位少数民族学生，研究对象共108位。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对研究对象进行调研，以陈国明和Starosta设计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为问卷模板。该“跨文化敏感度量表”一共包含24个题项，反映了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因素：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评价方式采用李科特量表（LikertScale），对每个测量项目给予五种等级，分为完全不赞同（1），不赞同（2），不确定（3），赞同（4），完全赞同（5）。 　　本次研究发放116份，实收有效问卷108份，有效率为93.1%。量表预测信度为0.754，表示本次问卷的结果可靠有效。 　　4.数据分析过程 　　Chen和Starosta对所设计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反复测试，Wolfgang Fritz和Antje M？?llenberg采用确认性因子分析法对此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再一次验证，进一步证明此量表的有效性、可靠性和适用性。原则上，本研究没有必要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重新测定。但是，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前人研究的对象有较大差异（彭世勇，2007；周杏英，2007；周杏英，彭学敏，2007）。因此，本研究先采取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陈国民和Starosta编制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的五个维度进行验证，旨在通过该方法对研究所得结果与量表已有的维度进行对比，验证其是否存在差异。对问卷的分析表明，所得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KMO=0.740；Barlett’s球形检验结果显著，为.000），结果可靠有效。表明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 　　5.结果讨论 　　通过SPSS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本文发现，研究对象的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在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和交际自信心三个维度上，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而在因子分析中，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两个维度所包含的题项之间内在的一致性却为负数，不存在任何一致性。具体来说，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积极参与到跨文化交际活动当中，且均对个字的文化身份和交际自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由于学校位于汉族文化主导的地区，因此汉族学生在交际的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上较之少数民族学生更高。 　　从学校管理和教学上看，这一结果提示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应该尽力创造更多的、更为包容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开设可供全校通选的跨文化交际课程，鼓励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加强相互接触，共同探讨和面对跨文化交际问题，以此缓解少数民族学生因为同时需要面对汉族文化和外国文化而背负的心理压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愉悦感和专注度。 　　参考文献： 　　[1]Bennett，M.J.Towards ethno relativism：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A].InR.M.Paige（Ed.）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