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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智慧彼岸与精神世界的劳动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17岁便投身教育事业，1948年开始担任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39岁被遴选为苏俄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除了卫国战争参军与受伤治疗之外，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一线。苏霍姆林斯基不仅将自己置于繁忙丰富的劳作之中，每天早晨5～8点从事写作，白天上课、听课、与授课教师交流、参加学生活动，晚上要对一天的工作进行回顾与反思；同时也带领全体教师和学生，通过艰苦的劳动修复了教室与实验室，修建了花坛、草坪、果园，栽种了花草、果树；此外还为自己学校拟定了劳动教育方面的专门大纲，在学校里成立了100多个各种课外活动小组。苏霍姆林斯基一方面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劳动的意义，另一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为儿童创设各种劳动教育环境，因为在他的教育信念中，劳动是通向智慧彼岸与精神世界不可取代的路径。 　　一、 劳动有益于思维发展 　　这种教育信念的形成源自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经历中的长期观察。他发现“那些双手灵巧的儿童，热爱劳动的儿童，能够形成聪明的，好钻研的智慧”。儿童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或许不是因为智力原因，而在于他们看不见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依存性），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可以将其中的环节、步骤、操作之间的依存性展示在儿童面前，有助于儿童注意力的集中与思维活动的激发。苏霍姆林斯基在劳动教育方面突出贡献之一，是他发现了儿童思维生长与劳动教育之间具有相互建构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劳动，并非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而且他认为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对学生有害。“缺乏动脑的劳动，也跟随便让人去搞一点什么体力劳动（以免他无所事事）一样，都是对学生的智力发展很有害的。我在十年期间对140名学生（从7岁到17岁）的智力发展和智力生活进行了观察，这些学生都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原因而不得不每年花几个月时间去从事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单调而沉重的体力劳动的。这种缺乏动脑的劳动的情况，在青年人的整个智力面貌上留下了痕迹。”“我想，有些思维品质是只有在双手从事精巧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的。”在他看来，“思维的本源和刺激就是让学生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因此，他提出利用设计和装配各种装置、机械和仪器的劳动，促进儿童发展那些用来发现因果联系、机能联系、时间联系的思维能力，使儿童思维处在不停地运动与持续地探索中。在这种劳动中“信号多次地由手传到脑，又由脑传到手；脑教会了手，手也发展和教了脑”，精细化的劳动操作，从神经生物学意义上与“习得”的心理机制等方面不断促进儿童的思维走向细致化。为了进一步提升儿童的创造性思维水平，促使儿童的“思维装备”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他强烈推荐我们“教给儿童用左右手都会工作”，并且欣喜地告诉我们，那些学会了用双手工作孩子的典型特点就是“不断产生新的构思和具有发明创造精神”。 　　非常可贵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并不是神经生物学家，但他通过长期的经验观察，准确地发现了复杂劳动在智力训练之间的交互关系，并且像一个系统工程师那样，规划出一个全面锻炼思维能力的劳动教育体系。 　　二、劳动丰富完善学生的精神生活 　　“劳动从童年起就进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成了他们的理想，唤起了他们的最深刻的欢乐感――发现世界、进行创造的欢乐感。” 　　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并没有停滞在思维/智慧的层面上，而是跨进了精神领域。帕夫雷什中学那些小小“设计者、育种者、电工和无线电工”们，在各种各样的创造性劳动中，检验着各种设想和猜测，而从中获得的发现，“能给人以人格尊严的内心感受”，个体的价值在一次次发现中得到切身的体验。那些经历着构思、设计、检验、修改过程、充满失败挫折甚至艰苦的劳动，则“考验着人的性格，锻炼着人的意志”，“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坚持精神、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遇到挫折不气馁的精神”。那些对劳动缺乏兴趣的学生，在辅导员的努力下，劳动激情被唤醒，产生了为自己所做到的事的自豪感。那些迷恋上劳动的学生，在爱上一样东西的同时，“形成一定的生活志趣”。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思考精神，特意安排所有的小组都按照自己的独立性原则进行活动。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我们努力使每一个少年学生都成为劳动者、思考者、探索者，使他们在有趣的、令人鼓舞的创造活动中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各种各样的劳动角落点燃起关于未来的幻想的火花。 　　“我们的光荣的、艰难的而又扣人心弦的目标，就是在每一个人面前揭示劳动的伟大，努力把每一个人培养成劳动的创造者、诗人和艺术家。” 　　苏霍姆林斯基清醒地认识到：“紧张的体力劳动从来就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实现既定意图的手段。”这个既定意图，就是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劳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儿童思想品德、智力智慧、审美能力（或创造美）的能力等素质的全面提高。举例来说，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孩子们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