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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教育2030：全球合作与中国参与 　　摘 要：2015年12月18日，2030年教育发展议程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席、《教育2030行动框架》起草委员会联合主席丹克特?维德勒（Dankert Vedeler）先生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会后，我们就《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教育2030”愿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等问题对维德勒先生进行了专访。维德勒先生表示，行动框架的起草经过充分协商，并将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纳入考虑；“教育2030”议程是涉及到所有国家的、包含了所有教育层次的全球议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用不同的方式应对相似的挑战。此外，维德勒先生希望中国持续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更大作用；他还对有志向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年轻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教育2030行动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议程；仁川宣言；全球治理 　　一、行动框架的起草制定 　　是一个漫长且经过充分协商的过程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 　　丹克特?维德勒：《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起草与制定过程十分漫长，大约用了三年。首先，我们进行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是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教育是否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目标。我们认为，教育目标对于教育事业以及“教育2030”议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最终这一议题得以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认可了推动教育发展是独立目标，在这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具体规划。 　　我们最先于2014年5月提出了这项教育议程，当时包含7个目标，虽然大致和现在一样，但还有一些差别。随后，在联合国大会纽约总部，我们提出了10项目标，包括7项目标以及3项执行目标，总共10项。然后，我们进行了内部整合。直至2015年的3、4月份，我们在全民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仁川宣言》初稿，向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而不仅是合作伙伴征询意见，并制定了行动框架的草案。 　　在与所有会员国进行协商的基础上，我们在仁川决定将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改组为《教育2030行动框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针对《仁川宣言》进行了最终商讨。全民教育指导委员和起草委员会的区别是，起草小组新增了国家代表（6位），因此，在起草小组中，会员国国家代表占多数。在仁川，会员国代表针对《仁川宣言》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并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仁川宣言》。2015年5月19-21日，《仁川宣言》在世界教育论坛上正式通过。因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9月之后才会获得通过，所以在确切知道可持续发展议程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行动框架的草拟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单独的会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同时进行，会上采纳了该行动框架。 　　仁川会议后，起草委员会成员见了两次面。在这期间，我们向所有会员国分发了不同版本的草拟文件，以便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2015年11月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期间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教育2030行动框架》得以正式通过审议。 　　综上所述，《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起草与最终通过是一个长达三年的过程，而且具有协商性。所有的会员国和参与伙伴的努力才让我们有可能提出《仁川宣言》和包含这些目标的行动框架。 　　《世界教育信息》：《教育2030行动框架》起草委员会有哪些成员，如何保证各国的声音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表达？ 　　丹克特?维德勒：如前所述，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有不同之处，但是大体上是一样的。我在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担任主席，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先生共同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起草委员会是一个由很多机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包括会员国代表，教师工会代表，以及民间团体、联合国、经合组织、私立机构代表等。所以，就像我前面讲到的，起草委员会几乎已经包括了所有相关的机构和群体，这保证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表达。 　　在《仁川宣言》正式发布前，我们发放了许多不同版本的草稿进行咨询，而且收到了许多会员国的回应。我认为，大家对《教育2030行动框架》满意，也是因为他们都参与其中。 　　二、“教育2030”议程更有雄心，更加全面 　　《世界教育信息》：全民教育目标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部实现，《教育2030行动框架》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达喀尔行动纲领》教育目标的实现？在您看来，与《达喀尔行动纲领》相比，《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丹克特?维德勒：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并且很难简略地回答。显而易见，要想使每个国家都实现全民教育这一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表示仍需继续为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而努力。因此，我们达成共识，《教育2030行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