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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典阅读”模块教学策略探究 　　高中语文选修“文化经典阅读”模块的教学应当如何实施？人教版《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前言中说：“学习先秦诸子的犀利论辩、中国文化经典的深沉哲思，将引领你们走近先贤圣人，领略这些思想家的风采。” 　　换句话来说，应当是了解一种文化思想的来龙去脉，知道这种思想从何处而来，今天在何处，未来去往哪里。 　　以人教版《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材为例。《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是一道中国文化思想的盛宴，在这里，我们可以尽享儒家的“仁爱”“礼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史家的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释家的佛理禅趣，以及君主中心下的家国天下，理学思想下的天理人欲，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中国科学的历史脉络，中国文学的人文心声…… 　　一本《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思想文化史。问题是这些精彩纷呈的思想大餐，怎样被阅历还不够丰富的高中生消化？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的难度不仅在于思想是抽象的，还有语言文字的障碍，艰涩的古文字让学生望而生畏，少了些趣味的说教让学生避而远之。文字的关隘让老师觉得似乎不译不行，译完了却发现时间捉襟见肘，效果微乎其微。在学生和辽阔的思想大海之间，始终隔着语言的“山”，山没翻过，自然也不能看到山那边美丽的思想之海。 　　文言还是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还是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学所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文字还是生活？这是《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学要解决得第三个问题。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学怎样才能让学生觉得“有趣”，过程中做到“有痕”，最终能实现“有效”“有用”？ 　　我以为有两点：一是研的目标，定位在文化；二是读的目标，在于通古今之变，借助文化完成对现实的思考。 　　从课程目标来看，《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文化论著与专题的课程目标旨在通过“选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特别是一些经典名著，拓宽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思考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科学精神，提高文化素养，努力形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准则。”在学习中，学生应该“学习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阅读过程中注重理性的反思，探究论著中的疑点和难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乐于和他人交流切磋，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同时，还需要“联系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有关问题和中外文化现象，有意识地验证、借鉴、运用所读论著的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的课程目标决定了教学方法上的差异。如果说，演讲课程、戏剧课程的开设重在实际操作，需要突出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诗歌散文小说模块重在文学鉴赏；那么，文化论著的阅读应重在思辨和推理，强调理性和严谨。 　　同为我国古代的经典文章，《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在于“欣赏”，教学方法重在发挥想象和联想，注重情感和审美的体验，《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则要在研究和阅读中挖掘思想，因此，它更重在思想的传播。这是“文学”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区别。 　　不同于必修教材中的文言文教学，同为文言篇目，必修的任务要带领学生过语言关，它的教学全面而周到；《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则目标清晰，关注点已经从必修的文言的工具阶段到运用工具去开掘文化的宝藏。这是“文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区别。 　　只有清晰定位，才能目标明确，策略得当。 　　以《晋灵公不君》为例，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和必修一中的《烛之武退秦师》作一比较： 　　首先，必修和选修的不同位置决定了两篇文章的教学目标不同。 　　《晋灵公不君》和《烛之武退秦师》同为《左传》中的文章，从阅读的难度来说，大致相当，从文章的笔法来说，都体现了《左传》在叙事写人上的特点，但因为作为不同的课程内容，课程目标不同，教学目标不同，教法上便有所不同。 　　《烛之武退秦师》安排在高中语文必修一文言文单元，作为文言文学习的一个例子，且是高中文言文教学的第一篇文章，根据必修课程目标及文言文的教学目标，我们可以把其教学目标确立为：赏析人物形象，提高学生初步鉴赏文言文的能力。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问题。 　　《晋灵公不君》安排在高中语文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春秋笔法”单元，作为“春秋笔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体现中国文化的一篇文章，根据选修课程目标和文化经典的教学目标，我们可以把其教学目标确立为：理解赵盾、晋灵公、董狐及武士们等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人物形象中所寄予的文化思想内涵。 　　其次，目标定位的不同，决定了教学策略的不同。 　　《烛之武退秦师》目标是“赏析”人物形象，需要想象和联想，重在情感和审美体验。“想象”“联想”是比较个性化的行为，强调学生和文本的对话。 　　《晋灵公不君》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