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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排水系统漫谈 　　由于古代经济以农业种植业为支柱，世界上大多数古代文明也就缘水而起。相应地，除部分有着浓烈军事性质的要塞和城堡外，大部分城市都沿河选址，以水为邻、依水而建。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近水的城市虽有利于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但水灾的隐患威胁同样增大，有关水患洪灾肆虐，水淹城市的事例经常见于史书记载。古人有很多与城市水患斗争的例子，甚至也有为躲避水患而迁都的。如公元前1526年，商代第十三位君王祖乙就为了躲避黄河水患，将国都由耿（今山西省河津市）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 　　但为躲避水灾而迁都的毕竟只是极端个例，大部分时候古人更多将精力放在城市规划设计和给排水系统建设上。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管子》对都城选址原则有着科学建议，“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还论述了建设城市沟渠排水设施的原则：“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就是说，古城城市在选址时已充分考虑了城市供水、灌溉、排水、防洪、防御、航运和防火等各方面需求。与现代城市管理者动辄向水面要土地，填河修路、填湖建房不同，古代城市管理者更多侧重于充分利用天然河流、湖泊和洼地，同时规划并开挖许多人工沟渠、湖池，共同组成发达的水系。如汉长安城内河道密度达到1千米/平方千米，明清北京城则达到了1.07千米/平方千米。“7?21北京大暴雨”发生的时候，北京故宫和其身后的北海团城之所以无积水发生，除其内部的干线、支线，明沟、暗沟、涵洞、流水沟眼等完善的排水系统发挥作用外，其自身的因高选址，以及内城护城河、西苑太液池、后海、外金水河、筒子河等河渠的作用更不可小觑。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排水系统，是一组距今4000多年前、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它们出土于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时代城址。有学者推测这应是一处贵族专用的“门禁社区”，因而应属雏形的城市或都邑。城址南门中间的路土下铺设有三组陶排水管，剖面呈倒“品”字形，水管节节相套，两端有高差，便于向城外排水。 　　河南偃师二里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其存在时间约距今3800～3500年。在早期宫殿建筑之间的通道下，发现了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晚期宫城中大型宫殿建筑的院内，又发现了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和陶排水管组成的地下排水设施，二者的铺设都是为了向院外排水。由于这类先进的排水系统仅发现于宫殿区，可知它并未走进大众生活，仍为当时的权力阶层所垄断。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立、兼并战争频繁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都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对应，夏商西周三代以宫殿区为重、偏于松散的城市居住形态开始瓦解，较严格的民居规划与管理体制开始出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居民区从分散状态逐渐集中于郭城之内，郭城内有更明确的功能分区。与此同时，统一的、惠及全城的给排水系统逐渐形成。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河北易县燕下都、邯郸赵国故城、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等都发现有较完备的排水设施。 　　史载战国时期“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据推算其人口已超过30万人，富庶繁荣程度在诸侯国都城中名列前茅。其城市规划建设，也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齐都临淄城建于淄河和系水两条河流之间，由大、小两城组成。其南、北墙外有城壕，东、西两面则以两条河流为天然城壕。城内有全城性的排水系统，宫殿区所在的小城和居民点、手工业作坊集中的大城都发现有排水道。小城内宫殿区的排水设施尤其讲究，建筑的周围发现有卵石铺成的斜坡散水，地下排水管道由断面呈三角形或圆形的陶质水管组成，可使院内积水流出院外，汇入城市排水系统。临淄全城已发现三大排水系统。其中连通小城、纵贯大城西部的排水明渠长达数千米，宽达20米。由于城西北部是全城最低洼处，因而在北墙西部和西墙北部设置了两个排水道口，这里是大型排水渠的终点。 　　最精妙壮观的排水设施，是建于大城西墙北部城墙下的石砌涵洞。涵洞东西长43米，南北宽7～10.5米，深3米左右，用天然巨型青石砌垒而成。分为进水道、过水道和出水道三部分。位于西墙内外侧的进、出水道呈外窄内宽的喇叭口形，上面分三层砌筑15个方形水孔。中间的过水道穿过城墙，与进、出水道口相接。过水道和出水道内部石块交错排列，每个小孔不直通，水可通过石隙流过，人却不能通过，因而具有排水和御敌的双重功效。 　　秦汉时期，历代王朝都城的建设都增强了规划性，以广大的京畿地区为背景，都城总体规划取开放之势，利用所处自然环境，建设周密完善的城市水系，从而综合解决城市给排水和交通等问题。 　　西汉长安城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