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妙谈统一战线（外六则）.docVIP

习仲勋妙谈统一战线（外六则）习仲勋妙谈统一战线1944年春夏之交，干学伟（电影导演）同习仲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白治民（时任绥德地委副书记）和几位部长围着一个大圆桌，一边吃，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忽然，习仲勋很有兴趣地问：“你们说，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掉曹操，还叫他去断华容道呢？”他看着他们，可谁也想不出答案。“那是个统一战线问题嘛！”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当时刚取到荆州，没有多少兵将可用……”（选自《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最年轻和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叫刘仁静，一大召开时，他年仅19岁。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学习，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托的信徒。回国后，刘仁静公然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顽固坚持托派思想。1929年刘仁静被开除党籍。之后，刘仁静因其阶级调和的思想亦被托派开除。抗战前，他倒向了国民党，倒向三青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儿跟随逃难，逃到西安。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表示自己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泽东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不久刘仁静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是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选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加工第一颗原子弹铀球的惊魂一刻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年仅30岁的六级车工原公浦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前。他面对的，是数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而他要做的，是把它加工成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1/5的精度要求。车床开动，在机床的丝丝切割声中，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夹具上掉了下来，因为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铀球掉进了切屑盘中，万幸的是，丝毫未损。稍微休息后的原公浦，第二次又走上了操作台继续工作。最后剩下余量的是再车三刀，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有个硬化层，这个层对加工有非常大的难度。原公浦车完了最后一刀，当负责检测的技术员激动地对他大喊了一声：“行了！”原公浦一听，当即浑身一软，瘫倒在了地上。也正因为此，原公浦获得了一个“原三刀”的美名。（选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毛泽东1976年写的字毛泽东的书法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无人能出其右。据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披露，1976年（1月9日―6月25日）毛泽东写出的批示有15件（《年谱》披露的有19件）。第一件是1月9日关于周恩来丧事报告的批阅文件，只有两个字：“同意”。最后一件是6月25日毛泽东与华国锋谈话时所写的纸条，也只有七个字：“国内问题要注意”。所有批件加在一起共19件，其中只批两个字的有9件，多是“同意”、“照办”、“可以”一类文字。最长的一件，是给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复信，连标点符号加起来共有86字。（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刚在题为“领袖暮年：1976年的毛泽东”讲座上的发言）胡乔木与萧军的论战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与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有两次论战。在1942年5月2日的座谈会上，针对萧军“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谁也不能领导谁”的“走调”言论，胡乔木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在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上，萧军的发言同样尖锐：“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就提出来呢？”针对萧军的“放炮”，胡乔木再次站出来：“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运动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选自《延安延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海湾战争前，钱其琛给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带大白菜海湾战争前，钱其琛外长率中国使团到伊拉克会见了萨达姆和阿齐兹之后，到使馆看望大家。在钱外长问候大家并讲话之后，主持会议的代办突然大声宣布：“钱外长给我们带来北京大白菜了！”慰问我们来了！当时伊拉克大战气氛浓厚，物资匮乏，能有北京大白菜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大家情绪无比高涨，给使馆送大白菜，恐怕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吧。不知是谁大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