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光：建造“我的历史”图书馆.docVIP

唐建光：建造“我的历史”图书馆1941年，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约有4000名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被送往日据下的台湾。日军相继在全台设立了15个战俘营，盛产铜矿和金矿的金瓜石战俘营，是其中第一家。在金瓜石，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超过40度高温的矿坑挖掘矿石，许多人此后再也没有走出布满死亡气息的黑色坑道。日本战败后，这段历史浮出水面。近两年来，战俘营的幸存者们再次回到金瓜石，追思往昔。台湾当局对这段历史高度重视，在金瓜石战俘营旧址上兴建了战俘营纪念公园，为那些饱受苦难的战俘们树碑致敬。而金瓜石民众认为，金瓜石以及当时一些反日志士的历史也应该被发现和记录。于是，金瓜石国民小学校友出资出力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挖掘当地历史和抗日志士的生平事迹，恢复矿区和战俘营等旧址，并出版了《金瓜石悲歌》一书。2015年3月，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我的历史”图书馆，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向《中国慈善家》讲述了这段往事。一年前，受台湾之邀，他赴台考察了“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去到了金瓜石旧址。“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于两年前由时任文化部门负责人龙应台发起，由官方和民间团体共同推动民众分享自己的故事。“台湾人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已从过去的知识分子层面扩展到整个民间。”唐建光看到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他们在经历一系列变革之后产生了挖掘、还原历史真相的迫切性，不仅是为了记录，更是希望达成历史与当下的和解，达成各个人群之间的和解，而不是制造仇恨和分裂。”事实上，当龙应台最初宣布要启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之时，唐建光正在规划他的新历史合作社和“我的历史”计划。“国民记忆库”正式启动的前一天，唐建光刚刚在苏州历史嘉年华上宣布启动“我的历史”计划。“我们不仅思路相似，甚至连时间节点都很相似。”唐建光笑言，“两岸在对历史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方面可以说是同步的。”这两年，在大陆方面，整体上政府层面越来越意识到口述历史的价值，“深圳做深圳记忆，苏州有口述史博物馆，上海也有几个做口述历史的机构，北京也在做，只是并不声张。”但是唐建光也看到两岸的不同之处。“推动公民记录历史”，多年来一直是唐建光孜孜以求要达成的愿景。因为抱有“媒体人固有的家国情怀”，力求弥补梁启超“中国有官史而无民史”之憾，2007年9月，他创办了《看历史》杂志，主张“公民写史，让每个人来记录书写自己的历史”，并把这一理念写于发刊词中。但是他渐渐发现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单一的媒体手段无法应用于广阔的历史和受众，应该让公众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传播者。”2013年，唐建光离开《看历史》。他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曾经打算创办一个让公众记录、分享、传播自己的历史的新媒体平台，但是最终放弃。“我们在前期做论证时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容和参与，那么这个网站可能就是一个空壳。”是时，唐建光和他的团队才意识到，“公众对历史的需求是一个弱需求，它需要植根于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和大规模的内容聚合。”是年5月，唐建光主编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创刊，并成立了“新历史合作社”。但是数字杂志的效果也不好，“原因还是延续了原来做纸媒的方式―把我们认为好的内容，用专业化的方式写出来放到平台上。”多番反思和实践，最终他找到了一条路―新历史合作社要构建历史记忆平台，要做公众参与和内容聚合。他把新历史合作社定位为“公共历史和个人史领域聚合各种资源、项目和需求的连接者”。2013年11月，“我的历史”计划启动，核心方向是推动公共历史和个人史的发展。该计划的第一个项目是“我的历史”图书馆。第二个是与相关机构合作，推动个人史项目，包括中学生项目和大学生项目。下一步，将启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项目。这其中，面向世界华人和相关机构征集个人史资料的“我的历史”图书馆是重点项目。有别于只收录有收藏价值的书籍和资料的传统图书馆，任何言之有物和原始的个人史资料，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都是“我的历史”图书馆的征集对象。“我们认为，每个人的历史都值得记录。”唐建光说。于唐建光而言，“我的历史”图书馆是实现诸多构想的基础。“首先，以‘我的历史’图书馆的方式，或者未来以网站的方式来做内容聚合。第二，是公众参与。先传播公共历史的价值和理念，然后推动若干个项目，让不同的群体参与进来，这样就会产生参与和内容，最后才会产生有内容和受众的传播。”自2014年10月试运行至今，“我的历史”图书馆已初具规模。唐建光希望将其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公益性质的法律主体独立发展，整合各方资源，吸引公众参与，并能够征集、收藏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册的个人史书籍和资料。当下，在欧美，口述历史越来越成为社会运动和社会方式。“像乌克兰发生一系列变化时，他们有一个国家记忆研究所，就做了口述工作，把资料保存下来，并把备份保存在德国。”在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