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长安街边.docVIP

我住长安街边政治定位以及商业资本的进入，长安街边的住宅区让位于国家机构和商业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迁移的不只是个体店铺、平房住宅，还有一代老北京人的市井记忆。进城去从东四环的望京住所到长安街，62岁的解玺璋，习惯说，今天要“进城”了。在他这些有点年岁的老北京人看来，出了长安街，最多到三环，那都是农村，水泥路出了长安街就变成石子路了，那时候国贸还没影儿，还叫“大北窑”。解玺璋曾经也是“城里”人，他住的地方说来也奇妙，就在现在东方广场先锋剧场楼下。如果我们像拍电影一样，把时间轴往前推移二十年，现在是亚洲最大商业建筑群之一的东方广场，那时还是一片平房。那里有三条胡同，分别叫东单一条二条三条。解玺璋的家在东单二条一间17平方米的砖瓦房里。从东单往西，走个2公里，就是天安门。这是在北京城寸土寸金的地儿。解玺璋能把家安在长安街边，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份好工作。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解玺璋去《北京日报》社做了一名副刊编辑，这份工作在当时的北京城里也算得上体面。解玺璋留着板寸，面色微黑，说话时候眼睛眯着，音调平稳，看上去不是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他那150平方米的房子连客厅都装上了书架，却容纳不下他的藏书，书太多以至于不能估算出确切的数字，“两万三万还是四万？太多了我也不好说”；他喜欢舞文弄墨，写了上千篇电影、戏剧、文学的评论，因为负责的是报纸读书版，书籍源源不断，自己也出书，还给梁启超写传记。东单二条的房子是报社分的宿舍。1991年，他从长安街西侧搬到东侧新房的时候，房间面积比之前大了一倍，房梁架得很高，屋子因此显得十分宽敞。但只住上两年的光景，墙壁上突然多了一张拆迁通知单。解玺璋当了三个月的钉子户。这事是到了谈话末尾他才说的，如果我不问，估计他也不会说。那可能是他人生中情绪最不稳定的三个月。上世纪90年代，长安街开始被地产商视为投资开发的黄金地段，适逢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改革的春风从南吹到北。由港商李嘉诚投资的东方广场的建设，开创了政府机构集体给商业项目让路的先河，同时需要搬迁的还有附属于机关单位的职工宿舍。解玺璋就是这一千八百余户居民中的一个。被拆的时候，解玺璋当时并不愿意走。墙上被贴了一个通告，限制他多少天就要搬走，说搬到东五环大黄庄那边，当时那个地方不通公交车，还没有水泥路都是土路，特别远。报社动员，最后就剩下5户人家。解玺璋给报社领导说明情况，不去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岳母住在天坛北门那边，他得找一个离她近的地方；第二，那时候负责报纸戏剧版，晚上要看戏，住在城里比较方便，住城外面看完戏家都回不了。结果报社领导回复：那你就别干戏剧版了。解玺璋说那也不成，也不能搬到大黄庄，最远到南三环，别的地儿不去。院里五位女同志，天天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路口，堵着不让铲车进院，还要求每天得赔偿30块钱扰民费，然后就拿着这钱在院子里面吃饭。解玺璋说，“嘿嘿，那个时候搞拆迁的比现在还老实点。”解玺璋为什么有把握？他有一同学是写李嘉诚传的，知道李嘉诚有个最后期限要催拆迁公司拆完，所以知道他们熬不过九月份，肯定会让步的。报社领导后来还真的妥协了，给解玺璋安置到了方庄，拆迁公司最后跟他说：“老解，你不算钉子户，你在我们这儿算难迁户。”在长安街的变化中，跟随着居住地变化的，还有办公地点。《北京日报》的大楼隐匿在新闻大厦的后面，这个距离天安门1800米的四方形建筑，位于东长安街上。大楼最早是四层楼，东西两侧为印刷车间，中间的楼办公。到了1980年代，报社发展，老楼不够用了，想了一个法子，在老楼的四周加了一圈立柱，老楼被包围在中间，然后在柱子上又盖了四层楼。即便费了一圈周折，等到2004年新闻大厦建起来以后，办公人员全部迁到了气派的新闻大厦。前两年，报社又把老楼拆了，重盖了新楼，办公人员集体回迁。1993年的秋天，解玺璋收获胜利的果实离开长安街，同时消逝的还有他熟悉的街道风貌，以及由此生发的生活方式。从东单到建国门，街道两侧林立着各式小饭馆、书店，他常常趿拉着拖鞋晃荡几步就到报社上班了。做夜班编完报纸，饥肠辘辘，楼下走几步挑一个小店吃饭，那味道现在和别人聊天他还能回想起来。现在饭馆变成了商场、办公楼，车辆不能随意停靠在路边，夜班完了，他要走好远的路，找一个拐弯的路口，才能打到一辆出租车。为了安全，长安街上禁止空驶的出租车。他说：“长安街上的人气儿没了。”长安街上的“人气”长安街上的“人气”是个什么样？姜昆在相声《特大新闻》里曾经臆想了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新闻：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站在天安门城楼往下看“哪卖鲜鱼哪卖海带哪卖蔬菜哪卖水桶哪卖锅盖哪是荫凉哪是太阳晒”，居民们“这边呼噜噜喝着豆腐脑，那边呼噜噜看升旗”。对于1980年代居住在长安街边的人来说，类似的场景并不是没有存在过。谢乐冰小时候住在和平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