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平等地打天下.docVIP

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平等地打天下驱动我不停去做事的是好奇心和英雄主义情怀。文革开始时我才8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18岁。这10年我父亲一直是被关起来的，其间我母亲也被抓了4年，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双双失踪有4年，加上先天患血友病，我就没机会去上学，所以我就没被中国式教育给圈住，思维比较活跃，一直保持一颗好奇心。我认字主要靠阅读，家里有很多书，都是姐姐和哥哥弄来的，我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读书。我读的那些书，像《青春之歌》《牛虻》，都弥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这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到现在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文革10年也教了我很多社会上的“术”。父母都被抓了，我只能跟着姥姥在亲戚家里住，寄人篱下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就得知道自己做的每件事会引起的后果。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环境。求生存也好，求安定也好，我必须主观上付出很多努力。由于受到文革所害，我最痛恨专制，痛恨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扼杀生命的价值。我做残友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平台，让弱势群体抱团，让每一个脆弱的生命平等、有尊严地快乐生活。“平等”二字对我、对残友都太重要了，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残疾人的企业，才能拿那么多项目？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为央行服务，是为华为服务的，你认为它们会因为爱心就把关乎到企业命脉的项目交给我们吗？我们赢，是因为我们有极强的竞争力，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竞标拿的。千万别说什么自尊、自强、自立，我不自强，也不自立，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平等地去打天下。我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高贵多少，我也不认为别人的生命就比我高贵多少，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价值，谁都不能以集体和国家的名义去侵犯和压制它们。央视采访我时，导演问我能不能谈谈我太太跳楼的事，我说能谈。如果可以重来，我不会做残友了，我会好好跟我太太过，我不会以我做残友能服务更多的人，就忽视她的生命价值。我人生的钟摆本来应该是在集体和个人之间摆动的，结果我把它都停在集体上了，最后让她付出了生命代价，虽然这是抑郁症造成的，但她也不是天生抑郁，是跟我结婚之后得的，那就是我有问题，我对她的精神支持不到位。因为痛恨专制和独裁，我基于民主为残友做了个顶层结构设计。我们有三个代表不同利益的板块，有从事生产的，有从事社会服务的，还有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分别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职能，所有意见都由这三个组织的负责人代议，他们相互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就像在民主国家，议会吵架，社会才能平安。这种设计可以让残友变成百年老店。要不然的话，我郑卫宁执政的时候叫“郑卫宁时代“，其他人掌门的时候就叫其他的什么“时代”，这跟封建专制有什么区别？说起来改朝换代了，其实换汤不换药。有人叫我们乌托邦，这没什么不好。乌托邦是社会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这个词现在被许多人曲解了。其实社会主义就是关注99%的人的利益。关注更多人的福祉，这有错吗？ 残友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企业。为什么？这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第一，它是基金会控股，永远保持社会属性不变；第二，它的员工，绝大部分是残障人士，某些部门甚至是百分之百。与此同时，残友模式在各地的实训就业基地，更准确地讲是当地残友的，而不是残友的分公司，因为残友允诺各地的利润一分不拿走，留在当地支持可持续性发展。不久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时，与我们一些社会企业家有过一次高端对话，对中英社会企业的差别展开了讨论。在英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精英阶层到老百姓，大家对社会企业都有一个认识：知道这个东西能帮到别人，帮到周围的环境，帮到自己居住的社区、所在的城市和自己所属的国家。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于公民意识的认知，才有了英国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企业上交的贡献都是以百亿英镑来计算的。而在中国，虽然大家都在喊社会企业，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不成熟，与英国有很大差距。那么政府、社会精英和百姓应该如何对待社会企业呢？政府一方面可以营造环境，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公民意识。另外，在鼓励创业的时候，如果“创”的是社会企业，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好的政策和更好的资源？每一个公民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支持社会企业。比如你可以买公平贸易的咖啡，让种植咖啡的农民受益。我个人信仰利他主义。在残友模式的探索实践中，我们秉持的就是稻盛和夫的利他主义，用这个观点来看残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残友。所有员工都能成为企业主人吗？企业能为所有员工和他们家人的福祉考虑吗？所有员工会因企业考虑他和家人的福祉而考虑企业的核心利益吗？残友证明：可以。然而残友做得并不轻松，这么些年，可以说到现在，我们都是困兽犹斗。我们是一群掉在陷阱里的人，抓住一切机会往外爬，幸运的是，在这个爬的过程中企业没有倒，而且发展了。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我们收支平衡，我们一片繁荣，我们去各地推自己的模式，很快乐。不过，任何人都别把自己的模式当成全世界唯一的模式，因为生命形态复杂，社会形态复杂。但起码残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