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两《蟋蟀》之比较研究.docVIP

再析两《蟋蟀》之比较研究摘 要：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风?蟋蟀》关系密切：从诗歌文本内容来看，诗歌用字相似度高，难以排除两者的“血缘关系”；诗歌创作时间、地点方面，清华简《蟋蟀》产生于武王克商前期的先周国，《唐风?蟋蟀》作于西周后期的诸侯国；诗旨方面，清华简本《蟋蟀》有戒惧、互相劝勉之意，《唐风?蟋蟀》则注重诗歌的乐音节奏，思想主题模糊化。关键词：清华简 《耆夜》 《毛诗正义》 《蟋蟀》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风?蟋蟀》关系密切。目前，学者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究竟谁先产生，二者是不是同一首诗歌，主题有何不同等方面。笔者将从诗歌文本语言及用韵、创作背景与诗旨方面着手分析，对两诗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教于方家。一、文本语言及用韵从语言来看，诗歌文字的重合率高。简文《蟋蟀》可识别字共117个（包括根据上下文补入者），有15字因断简残缺。《毛诗正义》本《唐风?蟋蟀》96字，其中有57字与简文《蟋蟀》完全相同或者可以通读为同一字，如“毋”与“无”。《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如此之高的重合率，是两者渊源关系的直接表现，也是学者比较分析两首诗歌关系的重要依据。文本结构方面，《唐诗?蟋蟀》是整齐的四言句式；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句式较为松散，包括四言句式、五言句式、七言句式。简文《蟋蟀》共三章，每章十句；《唐风?蟋蟀》共三章，每章八句。按照处于每章中的位置对应比较，两者诗句几乎一一对应，有固定句式的固定位置，或只更改了个别字，如“蟋蟀在堂”位于《唐风?蟋蟀》三章中的每章首句，在简本亦是如此，只第二、三章“堂”字分别作“席”“舍”。孔德凌先生分析得十分贴切，他认为：“两者的语句存在三种情况：完全相同、基本一致、演化新变。”[1]完全相同的有：“蟋蟀在堂”“无（毋）以大康”“日月其迈”；基本一致的有：“岁聿其莫”“ 良士瞿瞿”“ 岁聿其逝”“好乐无荒”；演化新变的有：“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与“今我不乐”。从用韵方面看，《诗经》由周代的采诗之官从民间收集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缘此，《诗经?唐风?蟋蟀》的音乐性毋庸置疑。李学勤先生认为：“两篇用韵很不一样。简文《蟋蟀》，第一章押阳部韵，第二、三章押鱼、铎部韵（鱼铎平入对转）。《唐风?蟋蟀》第一部押鱼、铎部韵，第二章押月部韵，第三章押幽部韵。”[2]《诗经?唐风?蟋蟀》在简文《蟋蟀》基础上的雕琢是显而易见的。二、创作背景与诗旨由政治时代背景来看，“从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孟津，八百诸侯会师克商，历时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伐黎是克商的整个军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获胜后，再直逼商纣王朝都邑……所以说，历史上的武王戡黎与武王克商，应视为伐商的两个组成部分。”[3]该“饮至”典礼的举办当在武王伐纣大胜，建立西周王朝之前。武王伐纣的时间，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年）上溯257年，便是前1027年。简文《蟋蟀》当作于公元前1027年之前。从宴会情景来看，伐黎的胜利，既打开了战斗局面，又振奋人心。满怀斗志的武王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又有告慰先辈之意。宴会诵诗始于武王爵酬毕公《乐乐旨酒》，爵酬周公《?乘》，盛赞毕、周二公功勋，劝其畅饮，尽享胜利之喜悦。接着周公夜爵毕公《?P?P》，又夜爵酬武王《明明上帝》，乃相互激励之辞，是宴会的高潮。至此，庆功宴会已然尽兴。但周公言而未尽，“秉爵未饮”，有感于蟋蟀骤降于堂，又诵一首《蟋蟀》，且《蟋蟀》一诗与周公酬毕公的“?F?F戎服，臧武赳赳”、酬武王的“作兹祝诵，万寿亡疆”诗旨明显不同，由“毋以大乐，则终以康”，流露出周公不求此刻的“大乐”，而求天下安“康”的思想。且诗歌两次出现“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恩恩”，显现出周公作为统治者，有感于时间的流逝，提醒大家不要懈怠，要时刻常备戒惧，这样才能齐聚良士，共商克纣大计的思想。蟋蟀又有“百日虫”之称，生命短暂，“在欢乐至极之时，周公有感于蟋蟀的鸣叫，借由诵诗，提醒大家时光在流逝，未竟之事尚多，要掌握好尺度，不能纵乐过甚，这无疑是富有哲理的完美结局”[5]。关于《唐风?蟋蟀》的成篇背景，《毛诗序》云：“《蟋蟀》，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4]晋僖公，《左传》桓公六年作僖侯，《史记?晋世家》作?侯，其在位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40年至823年。据此，可初步判断《唐风?蟋蟀》最早作于公元前840年，比简文《蟋蟀》晚了约一百八十七年。诗歌创作时间上一前一后，文字重合率如此之高，后者借用、模仿前者的可能性难以排除。李学勤先生认为：“晋僖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贵族。《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6]钱钟书先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