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的蜕变史.docVIP

自由行的蜕变史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很久，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大陆、尤其南方沿海城市的“港货”，就曾是大陆人艳羡的对象，这些“港货”既有价值高一点的精工表、收录机，也有价值一般的尼龙夹克、“香港衫”、“香港包”，还有今天看来不过香港日用品的剃须刀片、风油精、空白录音带，既有物质的、有形的，也有精神的、无形的，如港歌、港片、香港报刊等。改革开放后，这些“港货”流入中国的更多，甚至一度在陆港间滋生了专门负责“带货”的“水货一族”。在那个年代，对“自由行”犹豫不决的是两边的行政部门，民间则是一片叫好或催促之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市场一放就灵”，任何存在或出现的问题，都可通过“市场万能之手”去调节。非常态的消费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之前、之初的香港，是个半工半商的自由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商品门类齐全且价格低廉；当时的大陆则处于经济停滞或初起步阶段，制造业艰难跋涉，市场上空空如也，商品种类稀少，“高精尖”产品非但价格高，而且难以买到，稍稍“稀奇”一点的东西，要么需要各种票据，要么就得开后门、或拜托少数有机会出国旅行的亲友从“三大三小”、“一大三小”的指标中分一杯羹，近在咫尺且流通渠道相对丰富、方便得多的“港货”自然对饥渴的国人有极大吸引力，他们对能给他们带来“好货”的港人和香港市场，自然也是充满好感。当时慢说比“行货”成色差距甚大的“水货”大陆人趋之若鹜，甚至诸如“TTK磁带”、“HK包”之类来路不明的“假港货”，大陆人也照样趋之若鹜，正所谓“饥不择食”。同样，当时的香港商家、水货族，乃至普通港客，还普遍沉浸在对贫穷的“表哥表姐”既好奇又怜悯、且可以通过这种不对等生意往来名利双收的居高临下心态中，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如果说有，那就是抱怨这种生意还不够“自由”，无法让自己赚得更多、心情更好。2003年，爆发在华南一带的SARS给本已饱受转型之苦、地产泡沫破裂之祸的香港经济带来重创，萧条的市面、惨淡的商业营收，让香港特区政府、商界和普通港人叫苦不迭，忧心忡忡。反观此时的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成果渐渐凸显、经济开始步上快车道的初期，大量涌现的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力开始膨胀，而当时的国内市场商品不论数量、种类、档次、质量，都尚不足以满足这一批消费者的胃口。正因如此，当现任特首、时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的梁振英因事前往北京，和中央政府官员谈及开放自由行问题时，双方才会一拍即合。自由行的发端，是2003年6月29日出炉的《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而从这个纲领性、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到自由行首批四城市（东莞、佛山、中山、江门）开放成行，期间只过了整整一个月（2003年7月28日自由行首批正式开闸），当年自由行城市就从4个扩大到10个，且包括了“北上广”三座特大城市，此后自由行范围持续扩大，如今已有49座大陆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自由行”待遇。自由行给香港带来的好处上世纪9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量外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珠三角，香港本埠开始艰难的经济转型，尽管获得不少成绩，但新的经济支柱――金融业和地产业――受海外因素和泡沫经济影响过大，且不足以为香港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97”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地产泡沫的崩盘，香港经济和民生景气都受到严重影响。自由行的实现，让香港商业、旅游业意外获得强心剂，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之一。据统计，2002年即自由行实现前一年，大陆访港人数仅638万人次，2013年已达4075万人次，大陆访客占访港旅客总数比例，从2002年的41.2%，升至2013年的75%，也就是说，每四个访港境外来客中，就有三个来自中国大陆。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自由行10年间内地赴港游客累及逾1亿人次，按照香港经济学家关焯照的说法，自由行带动香港1至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为港人贡献了人均1/3的薪酬，而全国政协委员、候任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则承认，自由行让香港经济得以从“非典”阴霾中迅速走出，并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然而随着自由行的深入，曾经的“两情相悦”，却渐渐变成了彼此不痛快。在香港，抱怨大陆客“不文明”、“不守规矩”，造成购物秩序混乱、购物环境恶化和交通拥堵的声音比比皆是，一些人更指出，由于香港商圈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取悦大陆客身上，造成本港居民购物不便，大陆客抢购奶粉、时尚电子产品的几次热潮，更直接导致了“奶粉限购令”等一系列“土政策”的出炉。由于担心大陆孕妇来港“双非产子”，港府在口岸严防死守，却又不便违反国际法准则，公然宣布对特定人群、尤其特定来源的特定人群实行“禁入”，这种自相矛盾在实际操作中，便表现出一系列“非常之举”，和自由港的形象反差很大。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激进港人用网络谩骂、在闹市商圈唱“蝗虫歌”、在视频上专门发放大陆人不文明镜头等做法加以放大，而一些香港民代、政治人物则不断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建议，如“削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