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第三波”如何抢占先机.docVIP

自贸区“第三波”如何抢占先机自贸区作为一个新的“政策高地”，在上海自贸区获批不到两个月内，全国十几个地区便相继提出申请，各地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至少有27个明确提出要“申报自贸区”。随着2014年12月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的获批，各地申办自贸区热潮再次掀起，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地区，至今有30个省市相继加入，竞争已经白热化。已有的国家级自贸区因何获批？后来者又该如何脱颖而出？“黑马”是如何炼成的如果说上海自贸区的选择，是因为上海的“改革试验田”和国际化地位，那广东、天津和福建三个自贸区的落子，则更多地是凸显“特色”。侧重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广东自贸区的特色，在土地金融创新、海关通关、金融改革等方面着墨;天津自贸区依托京津冀经济圈，在离岸金融和融资租赁方面重点突破;福建自贸区和广东面向港澳类似，突出对台关系，在两岸经贸上着力创新。在申报流程上，三地都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广东自贸区由起初的3家，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各自申报，到“3合1”的“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经历了综合研判和审慎思考;福建自贸区也同样是由福州、平潭和厦门三地各自申报，最后综合为一个“海西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的申报也是一波三折，不仅征求了30多个部委的意见，还历经“几轮修改”。从个案来说，天津滨海行政审批局和深圳“蛇口”成功冲击自贸区可圈可点。2014年5月成立的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在行政审批改革上大胆探索，“109个审批章”合为“1个公章”，并在天津全市推广，开全国之先。“一颗公章管审批”的行政审批改革，让滨海新区有了足够的“先行先试”经验积累，也踏准了自贸区国家战略的鼓点。而所谓的“黑马”――深圳蛇口，既有“全国第一个工业区”的光环，对外关系基础厚实，也有“英雄迟暮”亟待转型升级的客观现实，还有招商局集团这个“幕后推手”。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存在所谓的“黑马”之说，而恰恰是蛇口将自身转型发展与前海紧密对接的结果，贴合了自贸区的内在需要。尽管自贸区带有新一轮“政策高地”的隐喻，但其重心在于对外开放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摸索，与当年“经济特区”倒是有类似之处。但不同于以往“政策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诉求，自贸区更关注的是国际化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升级。这就是为什么广州白云空港区落选，而深圳蛇口被最终纳入自贸区范畴的原因之一。因此，自贸区获批既要有区位优势和产业环境基础，还要突出特色，与国家战略契合，不仅有先行改革的探索和实践，还能试验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申报需要“有的放矢”自贸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是上海自贸区设立后给各地带来的疑问。从名称也不难窥见，自贸区与“国家新区”、“综改区”有本质区别。自贸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开发的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市场进入调整期，产业转移陷入低谷，随着商务成本的上升，我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国家进一步提出了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要以全球化视野参与新的产业分工机会，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对外开放开发的体制改革，需要通过设立自贸区来摸索。要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必须要有相应的开放体制和机制作为支撑。比如，如何拓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领域，用什么步骤，又如何对涉外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尤其是各种涉外经济法律法规的调整，必然会涉及倒逼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宏观层面。自贸区着眼的是如何更好地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在新的国际竞争中提升发展质量，通过对外开放开发水平的提升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自贸区一改以往“要政策”的发展路径依赖，意图在没有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的条件下，试验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重点在深化改革、制度创新，为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探路。以政策照顾和优惠吸引投资，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非自贸区的使命，“要政策、抢优惠、抢招商”的思维也与自贸区“不搭边”。通过设立自贸区的形式，探索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行政精简化的机制和路径，寻求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突破，并加以复制和推广，才是自贸区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自贸区作为新的国家战略，既不同于招商引资的促增长战略，也不同于国内局部问题的内部关系改革试验，而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战略，希望创造出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刺激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描绘的是“高层次开放、高水平管理、法制化环境”的“国际化图景”。这也就意味着自贸区设立不可能遍地开花，需要科学规划、审慎布局。由此观之，只有真正理解了设立自贸区的内涵，各地政府才能在申报中“有的放矢”，提高把握。我国长期以来的分权式改革，产生了中央和地方在多个领域激烈的政府间博弈，综改区如此，国家级新区如此，自贸区自然亦不例外。从中央政府的意图看，在国际竞争繁杂多变的背景下，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高效创新的政府管理，亟待建立“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政府治理结构，这就要对旧模式来一场彻底变革。通过开放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