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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宋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第一节 宋代的文论 宋朝的散文成就在文学史上比较高，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个是宋代人。宋代是承继着五代的乱世建立起来的。晚唐五代的文风趋向纤丽，内容趋向空虚。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使散文发展，但到晚唐又回潮了，文章从散体又回到骈体，讲究四六骈俪。 这种单纯追求文字技巧的浮靡的文风，实际上是适应某些士人在乱世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士人精神享乐的需要的。宋初的文学完全继承了这种文风。 宋初这种文风的代表，就是“西昆派”。“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有扬亿、刘筠、钱惟演。这些人互相唱和，写了不少诗，后来杨亿编成《西昆酬唱集》。他们写的诗缺乏内容，单纯追求工整的对仗、用典及华丽的词藻，这正好为士大夫提供了消遣的文学样式，所以在当时上层影响很大。 “西昆体”虽然是诗，但必然影响到文。宋初的文章有所谓“太学体”，风格上完全学的是西昆派，专以对偶声律为工，在文章中“剽剥故事，雕刻破碎”，即堆砌典故，刻意于词藻雕琢。这就是宋初文坛的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这种形式主义猖獗的时候，一些人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立志为改革文学而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宋代的古文运动。 在西昆派文体最猖獗的时候，有一些古文倡导者针对时文的浮靡，提出了自己进步的文学主张。第一，在文章的内容上，提倡文道合一。比如王禹偁就曾经指出人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而是为了“传道明心”。柳开也说“文章为道之筌”。赵湘说作家要“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 宋朝人大力宣扬韩愈的权威。宋初的古文家石介写过一篇《尊韩》。他说天下的圣人是从伏羲开始，中间经过尧、舜、禹、汤、文、武，直到孔子。孔子是圣人的顶点，孔子以后再也没出现圣人。天下的贤人从孟子开始，中间经过汉朝的扬雄，隋朝的王通，一直到韩愈，到了顶点。 韩愈的道和文当时都被看成是典范。柳开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拯天下之溺”。总之，他们树立韩愈的目的，是把韩愈作为文道合一的旗帜，为他们在当时提倡文道合一服务。 第二，在文章的形式上提倡平实。五代宋初的文章，在形式上单纯追求骈丽、对仗、声律及华美的词藻。这种浮靡的形式，极大地限制文章对内容的表达。宋初文章革新者们，提倡文道合一，提倡文章要以表现道的内容为目的，必然要求文章有一个平易朴素的形式与之相适应。 柳开说文章应该是“随言短长，应变作制”，与韩愈的“言之短长于声之高下皆宜”的意思相同，就是提倡自由的散体文字。另外，他们还提倡文章要通俗，使人能看得懂。五代宋初的文章，由于雕琢过度，片面追求形式的新奇尖巧，所以晦涩难懂。金代诗人元好问曾经说宋初的西昆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当时的文章也是非常艰涩难懂。比如宋祁，他的文章故作尖涩，有个成语叫“迅雷不及掩耳”，他偏要写成“震霆无暇塞聪”，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面对着这种故求尖涩的风气，文章改革者们反其道而倡之，提倡文章要写得通俗易懂。 王禹偁说文章的产生是人们要明道，“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蓄不得传于后，于是乎有言焉；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耶？”王禹偁是在宋初突出宣扬平易文风的人，他不但在理论上宣传，而且也写过不少通俗易懂的文章来实践自己的理论。 韩愈在提倡古文运动时有两种相反的提法，一种是平易，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文章要“陈言务去”，就陷于一种奇的文学境地，比较艰涩难懂。他的弟子有的继承了他的平易一面，有的继承了他的怪奇一面。 宋初几十年内，柳开、石介、王禹偁这些古文倡导者在西昆派文风风靡一时的时候，鼓吹文章改革，效果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文势力太强。 另外，柳开等人虽然在理论上大力鼓吹文章革新，可是自己在创作上并没有拿出像样的文章来，所以也就不具号召力。后来一欧阳修才煞住了这种文风，文章改革才有了成效，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