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非崇黄老.docVIP

汉景帝非崇黄老摘 要：《黄帝四经》是现存最完整的黄老道家作品，也是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成熟之作；汉文帝是学界最早提出实行黄老思想的统治者，也是黄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说明了汉初的黄老思想推崇以德法治国，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主张藏富于民，在军事上主张面对强国应采用防御为主、避其锋芒的方针，同时要求皇帝节俭安民，不重礼仪。以此为参照，分析汉景帝的为政方针，可以发现其治国思想与黄老之术分歧较多，其本人并不崇尚黄老无为的治国之术。关键词：汉景帝；黄老；黄帝四经；汉文帝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55-04文景四十年之际，是汉王朝从秦末战火中重新恢复、兴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自近代学者夏曾佑首倡文景之治为黄老政治之后[1]，汉景帝便因“遵业”而隐于汉文帝之下，其政治主张也成为汉文帝“黄老之治”的延续。但是，《汉书》对汉代帝王多溢美之言，不能仅此判断汉景帝尚恭俭、崇黄老。以汉文帝为政方针与《黄帝四经》所载黄老思想为对比，分析景帝的为政言行，可以看出其并非遵文帝“加之以恭俭”[2]的黄老之业，本人更不崇尚黄老无为之政。由于学界对“黄老之治”本身的定义并不明确，与儒学的区分也并不鲜明，有人将其定性为道法家，有人将其定性为新道家，有人将其定性为黄学，因而很难为汉景帝对黄老思想所持态度定性。罗义俊[3]、古永继[4]等学者虽然作出过文景之治非黄老之治的说明，但其将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汉文帝的黄老思想也一并否定并不妥当，而且减弱了说服力。《黄帝四经》是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4篇，被唐兰等学者考订为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篇》，是现存最完整的黄老道家作品[5]，也是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成熟之作，《隋书?经籍志》以为“其《黄帝》四篇，《老子》两篇，最得深旨”[6]；汉文帝是学界最早提出实行黄老思想的统治者，也是黄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隋书?经籍志》认为，“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7]。以《黄帝四经》、汉文帝的为政言行为依据，对汉景帝的为政举措和言行思想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对黄老思想并不持肯定态度。一、礼法分歧有着前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汉代帝王更加重视以德治国，但是在德的基础上，又有着礼与法的分歧，黄老思想主张德法相辅，而儒家则主张德礼相辅。孝文、孝景二帝都是青壮年即位，从其上位诏书上可以看出两位皇帝治国思想的倾向。《黄帝四经》中认为，“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8]，确立法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并非主张以法治国，而德刑相辅，即所谓“夫?帐币匝?民，先德后刑，顺于天”[9]。汉文帝除入宫当天夜里进行人员调动外，有史记载的第一份关于治国的诏书在文帝元年十二月，其诏书首先强调“法者，治之正也”[10]，确定法治地位，紧接着“除收帑诸相坐律令”[11]，减轻刑罚，重视德政，正是黄老思想以德为主、刑德结合的政治理念。汉景帝则不然，在其即位不久，便下诏“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12]，引儒家“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语，阐述高祖、文帝功绩，为其立宗庙、设礼乐，并制定了完整的宗庙祭祀制度――“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13]至中五年方才提到法令，而文帝口中的“法者，治之正也”也变成了“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14]，在治民中，以轻法为主，却多次下令规范基层官吏，与黄老思想以法治民的思想相悖。二、政治举措在对待中央官员方面，汉文帝以“君无为而臣有为”的黄老思想为核心，并不抑制相权发展；而在对待地方藩王时，也以黄老思想的重分封为主，对封国施行放任政策。汉景帝则不同，其一方面在中央加强皇权的绝对统治，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势力，旨在加强皇权的行事风格与黄老思想背道而驰。（一）中央君臣关系在黄老思想当中，君无为而臣有为是“无为”之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黄帝四经》中认为，执道者应该“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15]，“主执度，臣循理”[16]，首先提出君臣应该各守其职，虽未直接提出“君无为臣有为”之道，但为其后慎子的“臣事事，而君无事；君乐逸，而臣任劳”[17]张本，而对皇帝本人也提出“屈其身”[18]的修身观点。汉文帝在位之时，便以此为是，以汉初军功地主为相，并很少对其节制，使得文帝朝相权颇大，以至于丞相申屠嘉要杀文帝宠臣邓通，文帝不得不算好时间“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19]，最终也并未归罪这位折辱自己宠臣的丞相。景帝时则不然，与汉文帝不同，汉景帝对皇权的重视程度很高，表现出对相权的强烈抑制。申屠嘉能在文帝朝打压邓通的气焰，却无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