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docVIP

略论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摘 要：白银货币体系下中国货币制度乃至金融格局具有对外依赖性，由此得出了重视货币独立性和金融产品定价权利的启示如下：货币发行的独立和币值稳定是金融体系独立的重要保证;控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实体经济的承受范围内;培育金融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要充分认识金融产品定价权的重要性。关键词：白银;货币体系;金融体系中图分类号：F0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8-0037-02一、白银核心的货币体系的形成中国历史上货币材质以至货币制度不断变迁，在明朝以前，基本上以铜钱为主要的媒介货币，进入明朝中后期，发生了一个从铜钱到纸钞，再到铜钱、纸钞、银两并行，最后稳定到银两制为主体的演化进程。明朝中后期，白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要的交易货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实体经济商品化产生了对稳定通货的需求。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地域市场不断扩大，以至形成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全国市场，商品化的进程迫切需要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来媒介日益频繁和日益广泛的商品交易，而最初的铜钱和随后推出的纸钞经常性的贬值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白银便顺其自然地扮演了稳定通货的角色，正如马克思著名的论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白银取代铜钱和纸钞是实体经济商品化的必然结果。第二，丝银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充足的白银供给。如果说商品化对硬通货的需求是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需求动力，那么一定有相应的白银供给才能使得白银货币化成为现实。中国历史上金银产量低，所以白银尽管具有价值稳定的特点，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成为主要货币，直到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明朝经济逐步融入世界，巨额的丝银贸易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白银，这样白银作为货币主要材质才有了供给基础。但是，这种货币供给的对外依赖也埋下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一旦贸易状况恶化，中国就将面临银价大幅波动的风险，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逐渐紧密，这种风险也开始显现。银两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自下而上的，最初民间的白银流通是被中央集权所禁止的，直到这种白银成为稳定通货的趋势愈来愈强烈，中央集权开始认可并力推。明中叶，银两制度正式确立。在清朝，银两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大额交易以银两为主，小额交易以钱为辅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2]。二、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特征在欧洲，白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扮演着主要货币的角色，偶然混用金币和铜币，16―18世纪，各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银复本位，到19世纪末期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普遍采用金本位制，这就促成了国际金本位制的形成，随后由于世界黄金产量无法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金本位制演化为金汇兑本位制[3]。中国直到明清才开始实行白银本位，中国的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从确立以来就埋下了隐患。白银以普通商品形式通过贸易进入国内，又以货币商品的形式执行货币职能，这样的货币体系缺乏货币供给的独立性和对冲贸易冲击的风险控制能力。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大多采用金本位制，不同的货币本位使得白银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属性大于货币属性，更加放大了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是一个相对脆弱而不完整的货币体系。这种脆弱和不完整具体体现在：白银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的缺位;白银流入的权利和白银定价的权利被外国商业银行垄断;银钱业占有重要金融环节但不能占据核心环节，并对外国商业银行形成较强的依赖。（一）白银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西方国家随着金汇兑本位的产生，这种不完全兑换的货币制度对中央银行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4]。而中国的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决定了近代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中央银行的弱势，中国自己的国家银行出现更多的是因为外部的经济环境和世界币制的影响，对内并没有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因而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所以直到民国时期的法币改革之前，中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的职能实质上由外国的金融资本所充当。（二）外商银行成为中国的隐形的中央银行中国实行的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交往之中。在这种环境下的经济贸易交往，再加上本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如果没有外商银行的存在，中国的货币体系将发生动摇，正是基于这样的重要影响，外商银行绑架了中国的货币体系，进而绑架了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从实际结果上看，外商银行甚至具有一些中国的中央银行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外商银行控制了白银流入。清朝，国内白银的供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外流入，二是国内自产，二者比较，又是国外流入占主要部分。而国外流入的白银都要经手外商银行进入上海，再由上海分销全国各埠。源头上，外商银行控制了白银的流入，具有“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的影子。第二，外商银行垄断了白银定价权。这种控制体现为上海的对外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