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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湘行散记》的“俗气”摘 要: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正是实践“俗气”的散文理念。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洞察到一部分人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对普通人民与“自然融合”的朴素人生观和文化价值认同客观对待,充分呈现了其利弊兼有的复杂性。“俗气”更有对国家明天的焦虑。至于如何建构那个明天,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但这恰恰体现了沈从文在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的严肃性。关键词:俗气 沈从文 自然融合 出路人们谈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总是赞不绝口,称其和《边城》《从文自传》共同“标志着沈从文创作的完全成熟”[1](P193),和《从文自传》《湘西》共同“构成了沈从文散文艺术殿堂的支柱”[1](P196),并且《湘行散记》研究的视域往往被限定在其对湘西这一特定地域自然生命和历史文化景观的建构上,目的在于彰显湘西的地域性、文化性。[11]但事实上并不仅仅如此,《湘行散记》创作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1934至1935年,体现了沈从文对彼时“当下中国”的现实关切,“湘行”其实是一组系列镜头,如实地记录并反映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情景,这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并非是为了对应都市社会而重塑的想象空间,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也相去甚远。1935年3月沈从文在《水星》杂志上发表《风雅与俗气》一文,明确表示反对那些“与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的“风雅”的幽默小品文,赞同“在卫道致用方面”有所建树的“与实际问题接近”的“俗气”的文章。[1](P35-36)我们认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实践了“俗气”的散文理念,并有意识地与当时流行的“雅致”的小品文以及带有战斗性质的杂文分道扬镳,从而确立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在1930年代独树一帜。为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湘行散记》的“俗气”是如何体现的,何以形成“俗气”局面,这样的“俗气”出路在何方?一、“俗气”如何体现:“我认识他们的哀乐”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关注的中国社会现实最直接地体现为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这沉默的大多数,皆在自己的有限生命里为“求生”这一最自然不过的需求努力挣扎。这些人的生活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百年前或百年后乃至四五千年前,如此一成不变,却又如此剑拔弩张,永远处在不停地为生存而战斗的环形跑道中,始终走在生老病死的路上。《桃源与沅州》记载了桃源县的“后江”住着不计其数的妓女,这些妇女不囿于年龄长幼的伦理道德秩序,为生存认真经营这份工作。她们竞相学习烧鸦片烟、唱流行小曲、唱军歌党歌来服务军政各界、烟贩、木商、船主、出差的过路人等。她们不把病放在心上,一旦严重了,就打针勉强维持;实在病入膏肓了,便叫人将其隔离直至生命终结。水手更是处于赤贫的尴尬局面。《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有着一连串触目心惊的数字: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仅仅为了多得一分钱便与其他水手展开对骂,条件谈判好后便赶忙弓着腰拉绳,然后坐在石头上神气地一五一十地数钱。沈从文乘坐的辰河上的小船,其中舵手每年二百四十吊钱,一个月有两块三角钱;拦头的上行一次两块六角钱,下行免费;小水手十个铜子一天。为了这份微薄的收入,水手必须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气力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气力打发了每个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 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这些人占据了中国的大部分空间,并不思索“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2](P99)的抽象问题,但对于寒暑和四时的交替,都本能地严肃处置,绝不推脱。《湘行散记》里洞察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还有一部分人随着生活处境的每况愈下,纷纷陷入精神的迷惘和困顿之中。人们生活的处境以浦市为例,这个至少供养了当地人三十多年的昔日繁盛的地方如今“早已破败不堪”,经济陷入枯竭中,“除了有一只船载运了方柱形毛铁,一只船载辰溪烟煤,正在那里发签起货外,其它船只似乎已停泊了多日,无货可载。”(《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面对如此不景气的地方经济,人们便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跛脚青年人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回到家乡,以“什长”“伤兵”的名义做生意―――“有人可以赚钱,有人可以犯法,政府也设局收税,也制定法律禁止,又可以杀头,又可以发财那种从各方面说来都似乎极有出息的生意。”毫无疑问,这个生意便是贩卖鸦片毒品。滕回生堂这个沈从文曾经很满意的桥头,是“一个社会的雏形”,如今“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后来回忆此次“湘行”目睹的现状时如是说:“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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