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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下青春电影消费化倾向的几种形式摘 要:在中国电影中,“青年”始终是衔接胶片间最有力的主体对象。从20世纪90年代的个体解放,到现阶段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大量的信息渗入、商品经济的影响、大众消费心理的异化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青春”一词被遮蔽的意义被逐渐展开,其美学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关键词:消费式美学;物质主义;感性主义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212-02在市场经济的强大引力下,由其孵化出的“物质主义”和“感性主义”影响着一种能够最充分地满足大众普遍文化心理的“消费意识形态”的浮现,在使自身迅速进入大众权力这一体系之际,同时也确证了自身的价值指向。这种新的“消费式美学”如同八爪鱼一样渗透进整个中国电影体系,不仅使大众话语获得了推广和延伸,也改变了传统的观影心理模式。“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在现实文化实践中共同抬升了人对于“物”的感性自觉,又在精神情感方面为文化的“消费性”同构增添了丰富的想象。本文以最近在大银幕密集出现的几部青春电影为例,分析其当下的消费化倾向的几种形式。一、商业化的怀旧消费由赵薇导演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改编自女作家辛夷坞创作的青春小说。然而文本意义的阅读作为一种单点、离散式的体验方式,更多的是针对个体自身进行的情感性调试和把握,难以形成群体式的普遍意义共享。只有当分散的“单体记忆”,通过一种共同的具有强大的认知性符号牵引,纳入并组成一个群体集合当中,记忆的空间能量才会瞬间聚集、膨胀。而贯穿其内在的情绪支点,正是作为电影《致青春》所极力包装出的怀旧氛围。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斑驳的红色砖墙,以及其他附着在时代印记上的符号性事物,如同一张张立体的“老照片”,在影像中全面复活,唤起一代人的整体感知。除了在大环境方面把影片做“旧”之外,其他的一些老式道具,无论是郑薇在宿舍用的电磁炉,消遣时玩的电子游戏机,还是宿舍里男生用来排遣生理的光碟。一系列具体而形象的经验表象,都在企图不断接近对于“怀旧”情绪的戏仿和重塑,而这也促成了人们“在记忆流淌中重新编织被现实围困的感觉之网,复活对现在的补偿需要”。当然,影片中也加入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拜金物质的黎伟娟、自尊心强的朱晓北、大气专一的阮莞、表面外向的张开、富二代许开杨……这些人物不仅展示了不同个体的青春特质,使“怀旧”在形象模仿的轻易之间,成了人人都得意分享乐趣的活动,而且“可以为大众在感性层面所普遍仿效,并能够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帮助下迅速蔓延为社会性的集体活动”。作为当下的群体性消费心理需求,怀旧消费所承载的想象空间与意义空间是十分巨大的。它切断了人们回归本体的历史之路,却制造了有关“过去”的大众乐趣。有关怀旧的创作主题也纷纷开始扩展渗透进文化市场,也为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增加了一道精致内容。二、传媒与商业的变相合体《中国合伙人》依据的蓝本为新东方英语教育集团的创业故事。三位主人公分别对应着现实中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尽管导演陈可辛一再声称,“我也绝对不能说这个电影是新东方的一个传记”。同时俞敏洪也在其微博上声明和这部电影无任何关系。两个都竭力撇清自身与电影关系的人,却似乎更像是一唱一和的商业“作秀”。因为商业作为电影的直接资本输入方,与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合伙人》表象上又与新东方“三驾马车”过于相似的镜像对称,使公众将电影认定是新东方的传记片,甚至是“加长版的企业宣传片”。这就是传媒与商业的变相合体,“作为一种技术性统治力量,大众传媒总是把某种预先设计完成的价值意图,通过种种看似确凿无疑的形象方式直接灌输给人们”。《中国合伙人》的三位主角,黄晓明佩戴的大框眼镜,所显露出的“土鳖”形象,正是对俞敏洪的关键形象特征进行外在的“戏剧加工”。包括贯穿整个时期的发型,创业初期、资本积累到功成名就的外形变化,似乎都在彰显时代跨越感的同时,也在刻意迎合俞敏洪本人,向其背后的商业资本“献媚”。商业形象与艺术加工形象的“天然融合”,是传媒意识向商业妥协的产物。在以往,传媒总是以“对社会文化的强力操纵在感性层面上维持着特定的审美形式”。而商业却以最大程度取得自身宣传效应,进而获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两者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商业只能取传媒的“表”,传媒也只能让步于用其影像语言的重新包装与解读,但无法深入其商业细部,更无力于解决其人文内涵。陈可辛深知“‘高大全’的创业电影不会受欢迎”。在其剧本创作过程中,便提炼出最能体现商业性质的元素。“这个题材包含了很多东西,时代变迁,友情的考验,朋友之间合作开公司,最后谁是老大,功劳是谁的,三个好朋友怎么掰了,充满商业电影的元素”。但商业伦理本身的“趋利性”,使陈可辛希望揉入感性的成分,以及人文方面的考量,最终的价值导向也不得不演绎为一场蹩脚的“商业成功学”。因此,电影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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