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上的中国：在永顺老司城阅读多元文明体系.docVIP

山地上的中国：在永顺老司城阅读多元文明体系摘要：在对永顺老司城的口承、书写和物质文本的综合分析基础之上，本文结合有关东南亚山地研究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司哥特的山地文明理论和汤拜耶的星云政体理论，重新梳理老司城在建筑形态、空间结构和聚落模式等方面的特征，揭示出存在于武陵山区乃至西南中国的山地文明类型，并进一步反思如何界定中国文明的多元性问题。关键词：老司城；山地文明；星云政体；多元文明年代相对晚近，向不被重视，甚至其考古学工作和收获都难以归类的西南土司遗址在世纪之交骤然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亮点。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囤和湖北咸丰唐崖分别跻身于2010、2012和2013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西南土司遗产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对此前的历史考古学对西南地区的区域性非华夏族裔社会的忽视的否定，另一方面则基于对考古学提供有别于书写和口承文本的物质文本，有助于重新认识西南中国的热望。传统上，雍正朝大面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中国的管理体制从土司向流官的转变，被视为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理向华夏边缘的扩散，以永顺老司城、遵义海龙囤和咸丰唐崖为代表的遗址则再现了王政到来之际的末日余晖。改土归流之后，几乎所有西南土司原本的中心聚落都沦为荒村，如果结合与之相伴生的道路系统、经济形式和管理方式的颠覆式变化，就令人敏锐地意识到体制性切换。但是，由于一元文明观和传播论的烙印太深，研究者反而轻率地忽略了“荒村”和“都邑”之别。如果仅仅将这些西南土司遗址视为王化波及之前的土著制度孑遗，则严重低估甚至抹杀了它们的价值。作为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土司制度曾经在广袤的西南中国山地实施长达数百年之久，土司制度和文化遗产甚至在改土归流之后很久都未褪尽。 “汉不入境，蛮不出峒”准确地描述了华夏边缘的真实和想像的对抗。西南土司既不是王政尚未覆盖时由本地头人承担的社会管理替代品，也不是在改土归流之中等待王化泽被的被动受体。事实上，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西南山地的本土特征并不是区域文化要素，而是足以完善中国文明多元体系的重要成分。号称武陵山区地位最高、权势最盛、历史最悠久的土司之一，永顺宣慰使彭氏土司长达六百年的司治所在――永顺老司城就成为观察西南本土文明，反思中国文明的多元体系的最佳样本。变与不变之惑深藏在灵溪河流域螺蛳湾群山之中的老司城从未消失过。清雍正二年（1724年），末代永顺宣慰使彭肇槐突然决定将司治北移至一山之隔的颗砂。城中主要建筑在随后几年中陆续拆除，以便旧材新用，不过，城墙、道路和房基是拆不走的，甚至连表彰功业的子孙永享牌坊和历代祖茔也无法搬迁，而且，老司城的拆迁工程很快就偃旗息鼓了。深受雍正二年保靖宣慰使彭御彬和雍正四年桑植宣慰使向国栋先后因祸改土归流的刺激，彭肇槐于雍正六年（1728年）率“三知州六长官”内附，结束了彭氏土司在湘西武陵山区数百余年的统治。雍正七年（1729年），永顺土司故地被析分为永顺和龙山，接掌永顺宣慰司大部分属地的永顺府在猛洞河边新建治所，即今天的永顺县城。老司城的所有拆迁工程皆陷于停顿：一度号称“巍巍乎五溪之巨镇，郁郁乎百里之边城”的中心聚落沦为荒村。不过，对于未来的考古学家而言，老司城的时间胶囊化不吝为一道福音。改土归流的意义不仅限于治权收归统一的中央行政体系，也意味着老司城、永顺乃至武陵山区的历史记忆的口径重订。按照惯例，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任知县李瑾主持编纂了永顺历史上第一部官方志书《永顺府志》。《永顺府志》对刚刚消逝的土司政权记忆尤新，对于刚遭弃旧建新、却倏尔物是人非的老司城记载尤为详细，至今读来，旧时盛景仍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九年（1744年）、五十八年（1793年），同治十年（1871年）的《永顺府志》及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永顺县志》中，越来越多的基于各种诉求的晚出文本、经过文字化和雅驯化的口承文本融入到方志书写之中。不过，方志所载城址基本格局和显著地表特征大多也可被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无论是方志和游记等书写文本，还是传说和掌故等口承文本，都明确无误地将老司城认定为土司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营建的福石城，或称为司城。直到彭肇槐将治所迁往颗砂之前，这里一直是永顺土司的权力中心。纳入王化之后，永顺土司辖地从禁地转型成为文人墨客窥历史奇观，发思古幽情的去处。灵溪、三星山及沿途胜景都出现在诗文之中，甚至编排成为更符合文人视角的“灵溪十景”和“颗砂八景”。方志中的相关记载不绝如缕。晚至1941年，湖南省民众教育馆吴壮达访问老司城，还写下《老司城今昔》，记录衰败的土司故地。废弃之后，老司城依旧灵动地保留在历代游历者的笔下。老司城也鲜活地存在于当地住民的记忆里。尽管改土归流之后，末代土司奉命举家回迁理论上的原籍江西吉水，但当地彭姓仍然奉后梁溪州刺史彭城为始祖，瓜瓞延绵，传承有序；向姓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