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送葬变成绝响.docVIP

当送葬变成绝响摘 要：在《茶馆》的结尾，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人撒纸钱为自己送葬，这一场景悲慨而苍凉，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体现了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并将全剧推向高潮，成为整出戏的绝唱。这一情节的设计从某种程度来讲是老舍之死的映射，体现了其蕴藏的满族文化心理，表达了作家的文化诉求及对国家命运的拷问与反思。关键词：送葬 死亡故事 满族文化心理 文化融合《茶馆》的问世为中国的戏剧写作树立起一座丰碑。在结构上的创新使文本的内涵无限增值，内容以小空间反映大社会，是半个世纪中国巨变的回声。几十年来关于《茶馆》的研究、评论屡屡见诸报端。本文则主要以文本结尾三个主人公撒纸钱为自己送葬为着眼点，探究这一场景背后作家的创作心理及隐藏的文化内涵。剧本文本《茶馆》和作为舞台剧的《茶馆》，反映出文学本与演出本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缝隙，具体表现为：搬上舞台的《茶馆》，对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人撒纸钱的场景采用了慢镜头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一片段在原剧本中只有两千多字，占整个文本篇幅的十分之一，但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却被安排到二十分钟左右，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都会在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王利发一生为了生计不断努力，“我变尽了方法，不过只为了活下去”，可“莫谈国事”并不能使他丰庶富裕、泰然自得地凭借茶馆活下去。庞四奶奶的逼迫，小刘麻子的算计，小吴祥子、宋思子的欺压……他奋斗了一辈子，却始终看不到生的希望，撒完纸钱后他悬梁自尽。秦仲义倾其所有实业救国，却在帝国主义的欺压下倾家荡产。常四爷是满洲没落贵族的典型代表，性格刚毅耿直，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而被抓坐牢，满洲国倾覆之后自食其力，并参加过义和团，但一直穷困潦倒。“我爱咱们的国啊，但谁爱我呢？”他从心底发出绝望的呼唤。他们三人用一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到头来却两手空空，敲盆而歌，为自己送葬，不仅埋葬了自己的苦难，也埋葬了自己的希望。有德行的人无力回天，每况愈下，无德行的人世代繁衍，甚嚣尘上。历史并非遵循进化论的轨迹前行，可怕的循环如同鬼魅一样逡巡于三个时代。算命、拐卖、特务、流氓，这些职业的世袭成为一种象征。这三个世代虽然前后相继，但新的却是旧的重演，而且将旧的因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直至毁灭。在所有的人疲于奔命，想方设法在黑暗中立足时，崔久峰似乎成为一个局外人，“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旧的三个世代自称一体，老舍让它们在三个老人的控诉中渐渐沦落。“送葬”成为黑暗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旧时代的一记重锤。在老舍心中是相信断裂存在的，他以这种死亡的形式为时代的终结增添了雄健色彩和刚性力度，使死亡之音成为绝响。死亡方式的自觉选择，无疑体现了深广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个体的审美意旨。与西方常常为雪耻进行决斗不同，东方世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选择自杀。老舍文学中自杀者就有十几人，且大多数都是好人。冰心曾说过老舍的作中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也多。在老舍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主人公李静无法与自己心爱的人相爱便跳河自尽。《四世同堂》中祁天佑老爷子受到屈辱后没有回家，径直走进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河里。《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也是死于刚烈的节气。《茶馆》中三人撒纸钱为自己送葬，是人极度悲观失望之举，无疑也是自杀的一种形式。死本来就是失败的心理所致，死的无足轻重更将这种失败感深深推进一层，然而却不能不死，因此生的尊严已丧失殆尽。十年后，老舍自投太平湖，可以说是这种心理基调的一次呈现。20世纪80年代，舒乙曾在一篇介绍老舍的文章中写道自己的父亲在去世18年后的一天，“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完父亲的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茶馆》的结尾。王掌柜和父亲的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的酷似。”[1]他将自己写成了一部作品，因此结尾采用送葬的范式乃是与作者的心灵同构。舒乙说：“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过来了。”“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你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日，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日，活过九月二十四日，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日。’”[2]这种骨子里顽强与倔强正是满族人所具有的强悍生命力，重品格民族文化精神的流露。对于满族出身的老舍而言，民族身份和旗人心理已经成为他精神气质的一部分。“我对一切人和事，都采取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做是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宗旨和基本的法则上，什么事都好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正像我的母亲。”母亲给了他生命的教育，当在做人“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受辱时，他就毅然自沉太平湖，把生命完整奉还给母亲。我们当然不能将《茶馆》结局的设计等同于作者的人生选择，但那其中所隐含的作者受自己所属种族文化影响起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