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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在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 　　当前的生态和谐社会处于一个发育时期，在从萌生走向成熟的中间阶段，它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态伦理的范式及其作用。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其内在的生态道德蕴涵和自然礼仪规则，使公民在生态社会共同体生活中能够和平友好地与自然相处在一起，避免因自然价值观与生态利益的歧异，而造成生命、利益、精神与心灵上的冲突。所有公民个体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是整全式的局面。它是在生态交往中的和谐，是在共生互动中的和谐，是在动态融合中的和谐。它构造了生态和谐社会生态伦理的有效道德谱系。此种道德谱系体现了整全的自然与去蔽的自我，体现了处理公民与自然相互之间良好关系的社会秩序。 　　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造就“好的生态举止”与“好的自然礼仪”。好的生态举止，是公民内在良好生态道德素养的外在反映;好的自然礼仪，是公民良好生态行为习惯的综合结晶。它们作为新常规，是一种抽象的生态伦理共识，是在法律体系之外普遍的自然道德法则。对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对其形成背景及其存在条件的考察，值得研究。 　　首先，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植根于坚实的中国情景。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更是事实描述。我们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生态社会的第三空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这一空白领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一种新的道德机制去调节。例如在我国以生态文明智库组织为代表的环保运动，它是在市民社会的民间组织所推动下产生的，已越来越凸显出其非政府组织的民间份量，并生发出政府的强力管制与市场的无形调节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能量。它“表明了生态价值观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胜利，这是一个倡导‘自然契约’及全球公民权的时代”。 　　一个发育的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情境生态和谐社会生态伦理的形成背景。与经验性研究相延续，这一类学理性研究更注意其中涉及生态社会历史感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在中国语境中运用生态伦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问题。作为对西方历史经验中自然生活关系方面的概括，一个原本是西方道德哲学范畴上生态伦理的概念能否被运用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或者，即使可能，它究竟是一个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说明这些社会的分析工具，还是一个伦理概念，甚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需要被提出来加以澄清。 　　传统中国历史中“人本式的臣民伦理”的深厚积淀。春秋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政治伦理系统，是以家族之个人纳入国家体系而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事之尊，胜过自然之事。君主之制与君臣之义，对普通老百姓所形成的社会钳制是一种政教合一组织纲常名教的深厚力量所在，它也无形中构成支配自然的传统道德力量。君为臣纲，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而人为物主，则表达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态伦理观念的缺失。在以人事为本位的儒家道德政治格局下，等级身份来自人与自然有别，来自于人在社会有别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的敬天尊祖，也就是敬君爱民。但在儒家伦理的内在格局中，敬君是实，爱民是虚;与其说“爱民”，不如说是“欺民”，民众臣服于天，意味着只有臣服于君主的义务，却没有个人抗争的权利。尽人事，知天命，把自然摆在被动的地位，往往也容易陷入被人所支配的地位。“天”这个大自然，配合一种根深蒂固的臣民伦理，其实只是供人景仰祭拜的对象，并没有真正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可见传统儒家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自然道德积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喜忧参半，一方面，受制于中国社会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以及城乡二元化结构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制约，导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非生态发展，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陷入二律悖反。但毋庸置疑，从计划经济与环境污染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当代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末以来正在持续地推进生态发展的路径选择，但经济的压力与环境的压力一样还在反复出现。市场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走向，深深地影响着生态伦理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市场经济的建设，既使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对“利益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也往往成为人们在其它领域所追随的目标，甚至成为牺牲生态环境、追求经济效益的借口。这种道德错位的现象，往往影响了公民正确的生态道德判断。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毕竟是阻止环境恶化的观念范式，它也对当代中国生态社会的道德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