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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营川剧团的坚守 　　五月下旬的南部县，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早晨九点，太阳底下的益民广场，一群人站在已经搭好的台子前，不紧不慢地等待一场戏的开场。 　　观众里，中老年人占了九成。“我今年七十二了。现在难得看场川剧，我一听别人说今天这里有演出，还免费，一大早就从家里赶了过来！”一名老者弯腰放下自己随身携带的折叠凳，一边说着一边坐到了正对舞台的最前方。 　　他仰着头看完了整场戏，中途未曾离开片刻。这场大幕川剧《布衣张澜》历时两个半小时才收场，年纪大的观众们大多守到了最后。“明天，还有没得哦？”老者收起折叠凳，扯着嗓门朝民中川剧艺术团的乐队喊道。 　　“还有，明天再来嘛！” 　　得到这个回答后，他才离开，脸上还挂着意犹未尽的笑意。 　　戏里戏外 　　演出九点半开始，戏台却在八点钟就搭好了。 　　民中川剧团团长庞明忠忙碌在舞台周围，检查着各个环节和流程，以确保演出不会出现任何岔子。 　　舞台两边的字幕，是他尤其看重的。 　　“要做就做到专业范儿，我们可不是草台班子。”他指着字幕屏说，一开始，有些演员并不适应字幕屏的出现――这意味着他们在台上说的、唱的一切，都得按照剧本来。“这样就不能临时发挥，对演员的素质要求更高。”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学唱戏，师父也要求他“照着本子唱”――庞明忠把小时候学到的这个传统带到了自己的剧团。“我要做精品剧。”他说。 　　这天演出的《布衣张澜》，花了他很多精力。“张澜是我特别推崇的一个人物，他身上有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品质。我们这个剧，就是在讲他清廉、清贫的一生，不喊口号――把故事讲好了，观众才喜欢。” 　　彭小龙一穿上戏服，就像变了一个人。这一天，穿上戏服，他是青年张澜，看上去严肃、稳重；脱下戏服，他一边说笑，一边用手捋捋自己的头发，显得轻松无比。 　　他是民中川剧团的一名演员。在戏里，他扮演的张澜，挑着民族命运的重担；在戏外，他也有自己的担子要挑。“我希望川剧不要断了，所以才参与其中。”他说。 　　在后台休息时，他想起当初和他一起上川剧学校的同学。“大部分都离开戏台了。这个行当不挣钱，还很苦。”演完戏，他接过别的演员递来的白馒头，掰扯了几块往嘴里送。 　　谈起自己的职业，他却没有半点怨言。“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从一个十来岁的娃到现在，没有一天离开过川剧。也有人劝过我，但我干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彭小龙觉得，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很幸运的。 　　他为自己的九零后儿子选择了子承父业的道路，一开始并不被儿子理解。让他欣慰的是，儿子慢慢理解了父亲，现在也已能够登台演出。 　　彭小龙是庞明忠的老朋友。在被“招兵买马”进民中川剧团前，他已经唱了三十多年的戏。在益民广场的另一头，庞明忠也嚼着馒头，张罗着大家收拾好唱戏的家伙事儿。他肩上挂着几个女式单肩包――都是剧团的女演员的，他帮忙拎。 　　作为剧团老板，庞明忠每场演出必到现场。“这是我的剧团，我当然要亲力亲为咯。” 　　“仁义礼智信” 　　西充人庞明忠已经74岁了，但他说自己还年轻。12岁那年，他学会川剧折子戏，并扮演小生，但接连而来的各种运动断了他的川剧梦；70岁那年，他返乡成立了民中川剧艺术团，想要圆自己儿时的梦。 　　传承川剧，源于他的川剧情结。“川剧影响了我的一生。小时候，练川剧很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个动作做不到位，马上就要纠正。到现在，我都很怀念那段苦日子。” 　　“一开始，朋友们都说我疯了。”早年下海经商的庞明忠如今经营着自己的家族企业，人到晚年，他觉得自己必须为川剧做些什么。 　　庞明忠在农村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看戏是村里最常见的娱乐活动之一。他的祖辈创立了“庞家班”，在乡邻中远近闻名。 　　1933年，邻县两个戏班子倒闭，把唱戏的家伙事儿都交给了庞家班，一共三千余件。“三个戏班子惺惺相惜。当时，庞家班班主就给庞家立下了规矩：好好保管那十几大箱物品，不能丢了，也不能擅自拿来使用。”对于家史，庞明忠从小便烂熟于心。 　　庞明忠父亲过世得早，他的奶奶和母亲挑起了家中的大梁。“两个女人，带着娃娃在家里挖了几米深的坑，给这些箱子还做了防潮处理，再把它们埋到地底下，‘破四旧’的时候，它们才躲过一劫。”庞明忠回忆道。 　　到了八十年代，庞家人再挖出那些物品，却发现好多东西该生锈的生锈了，该生虫的也生虫了，庞明忠和家人心痛不已。现在，这些家伙事儿中的一部分，已经被庞明忠送进了博物馆。 　　而在博物馆之外，庞明忠希望戏服、乐器、川剧的唱段，能在人群中鲜活地传承下去。 　　庞明忠曾是参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一名工人。改革开放后，他放弃了铁饭碗，毅然下海闯荡。在繁忙的生意和多种角色的转换中，庞明忠有一个身份始终不变：重度川剧爱好者。 　　“你细细听，会发现川剧的唱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