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闻人的非典型抗抑郁之旅.docVIP

一位新闻人的非典型抗抑郁之旅 　　作为一位新闻人，张进“高调公示”病情的原因是：“我希望通过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给其他病友以借鉴，让他们少走弯路，少受些苦。” 　　三年前，听朋友说张进得抑郁症的消息时，我错愕不已。 　　张进是财新传媒的编委，我的第一份媒体实习就是在他手下。印象中的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干劲，编辑起记者文章来迅速准确，素有“快刀”之称。开会讲话时，逻辑清晰、谈吐流畅得不像是在随口说。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得抑郁症。 　　去看望他的朋友跟我说：“面对他，就像面对一堵墙壁。”在他严重抑郁期间，吃饭、睡觉、洗澡、起床、出门购物、和人对话……任何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对他而言，都成了即使用尽全身力气都可能无法通过的严峻考验。 　　那段如地狱般的日子持续了半年之久，直到他遇到良医，得到正确的治疗。在病情好转的第三天，他就写下了自己的病中经历，发表在博客上。在这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做了一辈子新闻的他，把抑郁症当成了一个重大的新闻选题和调查对象。他结合自己的情况，一边阅读精神、心理学相关书籍，一边采访医生和其他患者，最痴迷的时候，他每周六在自己医生出诊的那一整天，都会赶到他的诊室，旁听他看病。他把关于抑郁症的所见、所思、所想写成了一篇篇抑郁症科普文章和报道，发在网上，渐渐地有患者向他求助，而他也尽可能给予帮助。 　　 　　如今这些记录他从患病、求医、治疗到治愈，再到帮助他人的全过程的文字结集成了《渡过》一书。 　　抑郁症患者大多不愿承认自己得过这个病。张进却愿意“高调公示”，他的考虑是，自己接触到的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属，对抑郁症都很陌生，“我希望通过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给其他病友以借鉴，让他们少走弯路，少受些苦。” 幸运儿的发声 　　在我眼里，此书讲的是一位新闻人经历的非典型抗抑郁之旅。 　　之所以强调“新闻人”，是因为张进把新闻人探寻真相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经历这场病后，他不仅研究抑郁症治疗知识，还在这行里做起了揭黑新闻。 　　他发现，EFG（脑神经递质检测仪）检测被一些医院使用在抑郁症治疗上，但这项检测对治疗根本无效，收费还十分昂贵，纯属利用患者急于痊愈的心理来骗钱。他安排记者明察暗访，最终曝光了这场抑郁症治疗骗局。后来，其中所涉医疗器材生产厂商遭到查处，使用EFG检测的医院也大多悄悄取消了这项检测。 　　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相比普通的抑郁者，他属于极少数的幸运儿。 　　中国抑郁症患者中就医的只有10%，这10%中又只有20%曾接受系统治疗。数据显示，接受治疗后，单相抑郁症的治愈概率在70%，而双相抑郁者（又称躁狂抑郁症，患者的心情可能会由极度亢奋突然转变为极度忧伤抑郁，即在心情的两极间波动）的治愈概率更低，大概在50%左右。而张进就是一位双相抑郁者。 　　做个简单的乘法算术题，你就会发现，一位双相抑郁者在中国能得到治疗并痊愈的概率只有1%。而张进就是这1%的幸运儿中的一 位。 　　之所以幸运者如此少，是因为抑郁症患者中有些人担心被当成“神经病”而不愿就医，有些人虽然就医却不断被误诊;还有人即使开始治疗，找到好医生，诊断准确，能扛住副作用坚持吃药的患者也不多。 　　而张进除了幸运地接受了科学有效的治疗，还获得从家人到朋友到同事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单位考虑其病情，允许他长期休假;友人帮他寻觅良医，最终把他病治好的那位医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推荐的;而家人在其重病期则寸步不离地照顾。 　　他认识的一位病友琳就没有这么幸运。琳被医生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后，她的丈夫不愿意承认她有病，认为她意志力有问题，没必要吃药，还质问她，“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你怎么会得这种病？”最亲的人无法理解，琳深感绝望。琳告诉张进，病情严重时，她曾伸手摸家里的电源，想一死了之。 　　相比张进，琳的生活或许更能代表抑郁症患者的普遍遭遇。张进自己也承认，不是每个人都如他一般好运，对这份好运的感激，也成了他写作的动力之一。另一大动力则和他当初从事新闻事业的初心一样：“为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者发声。” 没有谁对抑郁症完全免疫 　　“我们的社会对抑郁症患者有太多误解。”这是张进患病期间最大的感受。很多人会把抑郁症和“小心眼”、“想不开”、“心理脆弱” 划上等号，觉得抑郁症就是一种“情绪病”，而不以之为病。不少抑郁症者都收到过这样的“安慰”：“你抑郁了？开心开心就好了，别矫情了。” 　　他在书中，从过来人的角度指出平常人对抑郁症认识的诸多误区，告诉你，那些你习以为常的对抑郁症的理解和判断是有多么粗暴、无知和傲慢。 　　他反复强调，抑郁症就是一种疾病，不仅仅是心理疾病，更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它有着深刻的生理与生物学根源，有明确的症状、诊断、治疗手段和药物，它绝不是思想痛苦导致的情绪低落或者自暴自弃，它与其他疾病一样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