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docVIP

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 　　今年9月最激动人心，也是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应该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 　　对于樊建川来说，这一天似乎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安仁镇醒来，似乎也与每一个人相似，坐在电视机前看大阅兵的直播向老兵致敬。然而事实上，早在2013年他就在微博上第一次许愿，要在今年9月3日这天，对外开放属于他个人的第25个博物馆场馆――日本侵华罪行馆。 　　樊建川其人 　　樊建川是谁？如果说现在的名号，可能有些长，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然而这些貌似还是不能解释樊建川是谁这个问题。 　　1957年，樊建川生于四川宜宾。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任教。1988年，樊建川结束了7年的教书生涯，转业到宜宾市委政策研究室。 　　两三年里，樊建川跑遍了宜宾农村，他写的调查报告不断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位笔杆子很快得到了时任宜宾市委书记孙文启的青睐。1992年，这位深受书记赏识的秘书成为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谁都没想到，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樊建川，突然决定辞职下海。离开官场的樊建川带着总共2000元钱的全部积蓄，来到成都。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港资房地产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这相当于樊建川在宜宾10个月的收入。一个月之后，他的工资涨到了8000元。 　　在下海的第一年里，樊建川还做点小生意。到1993年年底，他已经积累起了十几万元的资本，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凑了1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就是今天建川集团的前身。经过数年的成败起落，到2000年下半年，樊建川的公司已经跻身于四川省房地产公司十强。 　　从未停止过脚步的樊建川，在2003年，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以个人名义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兴建以抗战、“文革”等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并于2005年8月15日开馆。 　　樊建川的收藏开始规模化，钱也像砸进了“无底洞”。 　　500亩地，二十几个馆，每天一开门迎客就意味着口袋里要飞出去8万元――水电费、绿化费、维修费……外加500名员工的工资。为此，樊建川先后卖掉了自己的部分产业，包括位于市区的办公楼、加油站、地下停车场以及几家小公司。他在富豪榜上的排名也从最高280名，一路下跌，跌出榜单。 　　但樊建川认为，所谓财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种计算方法，“因为我的文物很值钱啊！”回想多年来的艰辛，樊建川总结出了私人建博物馆的几条原则：首先得有信仰，有热情;其次是能征集到文物，既要数量，又要质量;三是能筹到大笔资金，懂得维护博物馆;此外，还要能忍受长期亏损，承受得起生存的压力。他说，建博物馆对他而言，是心灵的慰藉。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经过商的樊建川，谈到自己收藏的历史，却表示从9岁就开始有了这个意识，那是1966年，他拥有了自己平生第一件藏品：一枚毛主席像章和几张传单。 　　“收藏对我来说，就是个自然而然的行动。我从小就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樊建川如是说。 　　当问及为何开始收藏抗战文物时，樊建川坦言，是源于自己的军人情结。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战老兵，而他本人也曾有过11年的军龄，虽然未上战场，但他骨子里流淌的晋绥抗日的热血，却是与生俱来的。 　　收藏界开始注意到樊建川，则源于2000年1月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情。当年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虐杀中国人的情况，却被桥本光治以“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告上法庭，最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 　　看到这一报道，樊建川从他的收藏品里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了桥本光治虐杀中国人的那个池塘。樊建川向媒体公布了这幅地图，为东史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000年8月，樊建川将他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写成一本书――《一个人的抗战》出版，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中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已经不知道‘侵华日军’了，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 　　樊建川说自己最初的目的很清楚，就是8个字：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日军侵华可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来最为深重的一场灾难，外敌入侵时间长达14年，共造成3500万同胞死伤。但同时我们抵抗住了强大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在国际援助下取得了胜利。虽然这场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我们应该铭记它。铭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