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一夫当馆”去抗战.docVIP

樊建川：“一夫当馆”去抗战 　　樊建川把做房地产开发商赚来的钱，都投入文物购买和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他具备与历史人物共情的能力，所做出来的博物馆总能让许多人无法控制情绪，当场嚎啕大哭，其中包括一些有地位的大人物。 　　行为一定反映人的内心，尤其是艺术创作行为。7月30日，当我走进樊建川那间巨大的办公室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挂满四面墙壁的个人书法作品，紧接着发现了这些书法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字―“死”。 　　这个字，有时夹在一句话里，有时单独一幅。 　　所以我开始的问题就是，你对生死都已参透了吗？ 　　樊建川说：“人到暮年嘛，没必要去回避。” 　　他生于1957年，今年不过58岁。他理解的“暮年”来自一种家族经验：父亲一辈兄弟4人，3个没有活过60岁，四叔在60岁以前眼看就要死掉，亏得他及时送医抢救才活过来。 　　在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里，抗日战争、文革、汶川地震，多涉死亡，最触动人心的文物，有战俘就义前轻蔑地微笑着的照片，有地震遇难小女孩的骨灰，有从“文革”自杀者身上搜出的浸染了尸水的遗书，有被处死者生前擦过屁股的印有领袖照片的报纸。 　　然而虔诚地做博物馆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寿数。所以启功先生给樊建川题过一个“寿”字，希望他长寿，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他用10年时间，建成开放了25个博物馆，明年他又要启动另一个宏大计划，他的终极目标是建成100个博物馆。“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他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是，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就是数码相机讲的像素，像素越高越清晰。” 钟情博物馆 　　“做文化项目，我不做一流，只做第一。”这是樊建川一直坚持的想法。“比如我做博物馆，现在每个馆都是全国第一，我就不愁人气，你爱来不来，不来那是你的损失。” 　　十几年前，建博物馆之前，就有无数“忠告”袭来。“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樊建川当然知道建民营博物馆往往是“取死之道”，投入一定是无法回收的，平日运营能平衡成本的都稀有其例。但他这个投资数以十亿计的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2010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因为“第一”，它无可取代。 　　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战俘博物馆，第一个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抗战老兵手印广场，第一个中国壮士广场……他正在等待机会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然而，“第一”意味着领先于时代，也必然意味着风险，以及过程的艰辛。 　　“正面战场馆”是大陆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国军功绩，以前较少提及或者被社会刻意遗忘，樊建川这个“第一”，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面对过去。然而一时之间，也是众议纷纭，压力巨大。 　　时值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话音落下，关于“正面战场馆”的争议也就尘埃落定。 　　政治正确性方面的压力化解了，但烦恼并未离开。国军抗战馆的建筑规模不及共军抗战馆大，国军抗战老兵又有意见。“有一天，七八个老国军围着我，表示不满，说应该把两个馆修得一样大。我说，我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的共军，我是70年代的共军，自己的馆，肯定要修大一点。老国军们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一起打量我，齐步走了。” 　　陷入历史争执当中注定没有结果，樊建川换了一种小格局的逻辑，轻轻地将问题化解。是的，从生活常识上讲，钱是人家出的，人家把关于自己的那个馆修得大一点，不是很合理吗？ 　　建中国壮士广场，会涉及领袖的塑像需要有关部门审批的问题。建“不屈战俘馆”，会陷入“玉碎”还是“瓦全”的争执。 　　尽管抗日战俘大多凛然不屈，并未“瓦全”―比如人们熟知的赵一曼，但还是有人不理解，一名正部级干部看了之后问樊建川：“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一瞬间，他不知怎样去解释。 　　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都牵涉着成见爆发、价值观争议和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樊建川必须一一面对，以柔克刚。 　　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无法克服。他筹备已久的“汉奸博物馆”，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但一直没有展出。“因为汉奸的后代，会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但不管怎样，我最终一定是要做的。” 　　“建川博物馆聚落”里，安静躺着的，是历史，也是樊建川的社会理想。 人生永动机 仔细看完“建川博物馆聚落”里的文物，一般需要3天时间，而这些展出的文物，只占樊建川所收集文物总数的1%。 　　樊建川是安仁小镇的最大谈资，人们乐于谈论他，因为他和他的博物馆给这里带来了人气、商机和就业机会。 　　一说樊建川，往往会提到那个四川人熟知的故事：樊建川的公司是都江堰城区最大的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