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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暴” 《档案：一部个人史》 　　作者：【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者：汪仲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编者按：加顿艾什是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1970年代末，为了研究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年轻的他曾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材料。没想到，他在东德的行动被认为是间谍行动，被秘密警察和线民盯梢，留下325页秘密档案，代号为“罗密欧”。两德统一后，档案开放，他根据档案和自己的日记，寻访当年那些跟踪监视他的告密者，重建青年时期的记忆。这是一本跟勒卡雷小说一样扣人心弦的私人史，而且全是真实的故事。 　　德国人不但举行公开审判、进行体制内肃清，组织委员会，而且还有系统地公开了秘密警察档案，让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过别人的人，都可以一观档案内容。这种做法极为特殊。暂且不谈其他政治、经济后果，光就经费而言，有哪个国家有财力如此做？高克机构仅1996年的年度预算便高达2亿34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1亿英镑。这比立陶宛一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 　　德国政府在东、西两地，共雇用了3000名全职工作人员。舒尔茨女士过去替全德中心（All German Institute）规划导览西柏林，例如带人参观柏林墙等等。舒尔茨女士离职后，她的后继者邓克尔女士曾替东德的一家新闻通讯社工作。换句话说，高克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统一后东德的缩体。 　　每个与档案直接有关系的人，手上都掌握了一些不寻常的知识。不论这些人头脑多么清楚，多么有责任感，程序多么完整，气氛多么严肃，仍然无法抑制他们内在的窥伺心态，使他们想要知道一些其他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管我档案的女士，我发现，在谈论档案中的“米夏拉”或“舒尔特”时，声调都不免会拉高一点。是的，他们说，档案资料有的时候“非常有趣”。 　　正如我在自己的个案中发现的，这些情报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当有力量。过去国安部军官手上掌握的力量，转移到了高克机构办事员的手上，通过他们再传给个别的读者、记者、学者，或想要知道员工或未来员工的档案资料的老板。一旦拿到了高克档案资料后，这些人就必须做出决策：要雇用？要解雇？要揭发？要原谅？更严重的是，当“线民”两字出现，就像其后面被涂黑的名字，代表的是污点。就算它背后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善意，就算在法律的严格保护及公众的审慎监视下，那一抹涂黑代表的就是力量。 　　在维尔纳的引领下，我到诺曼街原国家安全部大楼内的阅览室，访问了专门替访客准备个别档案的特林佩尔曼（Trümpelmann）女士。聪慧而潇洒的她，与我讨论了她的同事间怪异而矛盾的心理。他们都能够感觉到手中掌握的是秘密情报，因此也是一种秘密力量，几乎有一种在为国安部工作的感觉。不过，有很多同事不太愿意告诉朋友或陌生人他们的工作单位。邓克尔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嘱咐我不要用她的真名，因为她住家的周围有许多邻居过去都为国安部工作，她觉得工作曝光，可能会发生不愉快或更糟糕的事。她说，那些人之间至今仍然组织严密。 　　这些档案可以改变人生。一位最近前来向特林佩尔曼女士调阅档案的读者，曾因想偷逃出境而被关了五年。从档案中，她发现当初告密的竟然是与她同居的男子。两德统一后，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在她要去调阅资料的当天，他还在她出门前祝她一天愉快。那名妇女哭倒在特林佩尔曼女士的双臂中。 　　笃信宗教的特林佩尔曼女士，花很大的心思，帮助他人度过阅读档案的震惊期。她在事前会先打电话给当事人，为他们做心理准备。在引领当事人进入阅读室前，她更会仔细地解释档案的性质。在阅读期间，她随时在附近，只要有需要，她便会出现，给予当事人安慰。她的眼睛和心脏都有毛病。天天和毒药在一起工作，怎么能不受毒素感染？ 　　但不是所有的高克机构工作人员都如此体贴。如果德国还需要重复类似作业的话，对于那些会直接接触到受害者及家属的人，我会建议加强训练。如果德国还会发生第三次鞭笞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话，或许会做得非常正确、分毫不差。 　　到1996年6月时，高克机构已经回答了170万人次的公务及民间询问。换句话说，每十名东德人中，便有一人有过“高克经验”。与此同时，超过100万的男男女女、正确地说为1145005人正式提出申请，索阅他们的档案。其中将近42万人已经读过了自己的档案，而有36万以上的人不知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还是失望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档案。至于剩下的人，还在等待当局处理申请案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整体评估这项出乎寻常的作业。 　　就像维尔纳教区中的薇拉沃伦贝格发现她丈夫就是专门监视她的线民一样，许多人发现了令他们惊愕及震怒的事。只有他们自己有资格说，知道是否比不知道更好。有一些被国安部列为线民的人，消息曝光后受到媒体的审判，然而曝光者在将名单公之于世前，并没有思考动机、内容或名单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