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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干部 　　十八大以来，中共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上进行了纠偏和微调。 　　先是在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对干部考核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八条改进意见。随后不久，2014年1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 　　 “应该说，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干部选拔方式和标准又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规定。”3月23日，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刘旭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分析说。 　　刘旭涛曾担任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他长期致力于政府绩效考核研究，并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机制有着持续关注。 纠偏政绩观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你看来，中共十八大以来，官员选拔的方式和标准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刘旭涛：我认为，在干部选拔标准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尤其是强调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这些方面的具体细化在这次条例修订中都有体现。 　　在选拔方式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突出“四个不唯”，即不唯GDP、不唯分数、不唯票数、不唯年龄。“四个唯”实际上背后反映的是我们这些年在干部考核中片面追求量化考核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我们经常诟病的“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的延续。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过去片面追求量化考核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刘旭涛：我想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干部评价工作完全按照数字、分数来衡量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干部评价需不需要数字和分数？当然需要，但这些数字和分数只是为我们的用人决策提供相关的事实依据，此外，使用干部还有很多方面很难用数字显现出来。科学地评价干部，应该包括“测”和“评”两个部分，“测”解决的是事实，包括相关统计数字在内的大量客观事实我们必须要掌握;而“评”则是在“测”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二是片面追求量化考核容易引导干部的行为发生扭曲。就像片面追求应试教育把学生引导到追求分数上一样，干部考核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量化分数看起来是一种“硬杠杠”，但实际上却排斥了对干部综合素质能力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的分析研判。 　　比如这些年一些地方领导片面追求“高大上”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追求“短期效益”，数字造假，甚至出现拉票贿选、年龄造假、人事档案造假等问题。 　　三是片面追求“量化考核”也规避了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干部选拔的“四个唯”，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责任。将来干部出了问题，这些分数、票数就成为一些党委、组织人事部门推卸用人失误责任的借口和挡箭牌。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干部任用条例》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用人的责任意识，在干部人选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都明确了相关的责任主体，尤其强调了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中的把关作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部选拔任用工作的责任主体意识？ 　　刘旭涛：坦诚讲，这些年有些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出现责任不清甚至规避责任的问题。提名主体不明确，导致实际运作中产生各种偏差和各种人为因素;提名过程不规范，缺少具体、清晰的依据，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提名责任主体不明确，由于实际操作中责任主体不明晰，导致用人失察难以追责。甚至少数领导干部利用制度的缺失，在干部任用中掺杂个人意志，通过“走程序”的形式实现个人目的，造成“程序上看似中规中矩，实质上体现个人意志”的现象。 　　当然，选人方式更突出了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并不是弱化了干部选拔方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恰恰相反，强化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反过来可以倒逼挤掉干部选拔工作走过场、走形式的成分，倒逼领导干部选拔方式更加有效、管用，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方面的变化，确实对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是一种新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此外，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将民主推荐结果的作用调整为“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也作出一定的限定，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调整呢？ 　　刘旭涛：我认为这是在纠正过去的形式主义。近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干部考核评价工作中，出现了“唯票、唯分”的现象，不仅造成拉票、应考等违背干部测评初衷的问题大量出现，而且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在干部评价工作中沦为计票人、监票人、记分员的角色，没有发挥应有的把关作用，也为用人失察责任主体缺位提供了看似合理的借口。 　　这次条例做如此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