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秋菊懂法.docVIP

假如秋菊懂法 ? 秋菊的身上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底层民众的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 　　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触及的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问题大体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倔强的村妇秋菊因为丈夫被村长踢伤了“要命的地方”而要讨个“说法”，但法律无法理解她对正义的界定，法律也不能提供她需要的正义的实现方式，反而让她陷入了困惑和尴尬，法律和普通百姓的思维之间出现了错位。 　　在当下，这个问题仍有现实意义。从法治的视角来看，秋菊这样的人是被定位为“法盲”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浩大工程必然要解决如何将“秋菊们”包纳进来的问题。根据推进法治建设的蓝图，“法盲”问题是要通过普法来解决的，即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达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的结果。 　　这个设想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现实未必如想象那般运行。我们不妨模仿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问一问，“秋菊懂法怎样”。学习了法律知识后，“秋菊们”就会“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吗？他们是否会给法治提出新的课题呢？ 秋菊何在？ 　　但凡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总是捕捉到了一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共性。秋菊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她是虚构的，却又非常真实，因为她的身上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底层民众的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 　　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体现为自卑和自信的混合。 　　自卑表现为对自己“土”的一面的认知。秋菊进城后，立马被人骗了，于是她听从了一个城里好人的建议，买了件城里人的衣服穿上，以便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土―虽然实际效果可能是看起来更土。这种心态在底层中是非常普遍的，即承认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落伍的，并努力向更高的标准靠拢。 　　在和秋菊一样的普遍百姓的认识框架中，正义的实现主要靠的是“理”，也就是社会自发形成和传承的伦理规范。在知识的谱系中，这是民间的、非正式的知识。 　　自信则表现为对正义的界定、对何谓是非善恶的判断等重大问题上敢于坚持己见，不因为“城里人”、“公家人”的看法而有动摇，不会在更“洋气”的人面前丧失底气。秋菊没有因为法律无法理解她所讨要的“说法”就对自己讨说法的行为的正当性有怀疑，相反她还敢对法律“指手画脚”，当得知村长被拘留，她的反应是：“抓走了？我就是要个说法嘛，我就没让他抓人，他咋把人抓走了呢？” 　　在和秋菊一样的普通百姓的认识框架中，正义的实现主要靠的是“理”，也就是社会自发形成和传承的伦理规范。在知识的谱系中，这是民间的、非正式的知识。相对应的，法则是庙堂的、正式的知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前者通常与农业/前现代文明相关联，后者则是工业/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现代化催生的陌生人社会才需要法治，熟人社会更多靠“礼治”，这个道理被费孝通及其后的学者们反复谈论过了。 　　对知识进行分类并不仅仅是为了分类，更是为了区分出高下优劣，建立权力等级结构。现代文明高于前现代文明，法治高于礼治，这都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常识了。朱苏力在解读秋菊的困惑时指出，现代法治观念以一种大写的普适真理的面目出现，并让其他语境化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于它。也就是说，从法治的视角将不懂法的普通人规定为“法盲”，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话语的霸权，拓展法治话语的领地。 　　可是，如福柯所言，权力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权力关系若要成立，仅有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区分是不够的，还需要双方各自认同各自的位置，尤其是被支配者认同自己的被支配地位。所以，要真正确立法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地位，法律人将“秋菊们”定义为落后的、需要教育的“法盲”还不够，还需要“秋菊们”也接受这样的观念。但如前文刚刚谈到的，“秋菊们”对此并不认同，这就瓦解了法治话语的霸权。 　　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当秋菊的“讨说法”进入法律程序之后，第一个被诉的是公安局的严局长。秋菊对此大惑不解，因为她要告的是村长，不是严局长，而且严局长在她眼里是好人，她不能和好人打官司，于是拒绝进入法庭。这些都是典型的“法盲”的说法。律师和严局长本人都劝秋菊，终于让她走进了法庭。在法学家看来，劝的过程就是对“法盲”进行普法的过程。可如果这算普法，也是失败的普法，秋菊之所以走进法庭，不是因为她听懂了法的语言，而是严局长和律师的“思想工作”起了效果，他们告诉秋菊，好人也可以跟好人打官司，严局长就算输了官司，他本人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秋菊的逻辑：她并没有将法置于她认同的“理”之上，而是找到了法与“理”相容的空间;假如二者无法相容，她是不会放弃“理”而认同法的，相反她会更加彻底地质疑法。 　　秋菊是个法治观念不强的好人，秉承的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如果我们将共享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人都称作“秋菊”的话，就会发现“秋菊”无处不在。 　　无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