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docVIP

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 在珠三角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有许多人依靠土地，摆脱了谋生的艰辛，安享平稳的生活。 　　花姐40岁出头，平时在香港生活，偶尔会回深圳。 　　大陆放长假，她回来，因为那时香港会比较拥挤;其他时间回来的话，一般是因为要和新的租客签订租赁合同，或者和退租的租客结算押金。她在深圳福田区梅林新村有一幢7层的房子，地下一层自用，上面6层出租。在没有房间闲置的情况下，每月能收约3.6万元的租金。 　　为数不多的深圳原住民，从这个摆脱了“罗马非一日建成”的西谚限制的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土地红利。他们成了令人歆羡的富裕阶层，毫不费力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珠三角其他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也有许多人依靠土地，摆脱了谋生的艰辛，安享平稳的生活。 　　不过，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看，这样的生活都暗藏隐忧。 好 运 　　直到今天，深圳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奇迹。原来零散分布着的一些小渔村、小农村，一阵政策东风拂过之后，竟然快速崛起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 　　城市发展需要土地，地处未来城市范围内的农民就被好运砸中。 　　花姐家在上梅林，1980年代以前，这里有四五个村子，有客家村，也有白话村。那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瓦房，依靠务农为生。 　　“80年代，邓小平搞发展，我们村成立了股份公司，把土地都收起来折股，或者出卖，田不用耕了，每家分了一块宅基地，200平方米，还分了一点建房子的钱。”花姐说，那时大家钱不多，但建设费用也低，一般只建一层，主要还是用于自住。 　　花姐那时还是小孩子，这些故事都是听老人说的。没有田地之后，男人们就去香港务工赚钱。到了1990年代中期，勤俭的农民们带着赚回的钱回到村里加房，以5层到7层为主。十几年的发展，城市已经颇具规模，外来人口日益增多，所以这时加建或新建的房子不再是为了自住了，而是放眼于出租。 　　村民们开始获得租金。 　　男人们有的继续在香港工作，有的用积蓄做起了生意，钱生钱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后，又兴起了一波加建楼层的浪潮，最高的建到十五六层。出租带来的收入让大家为建房倾尽所能，不够就找亲戚朋友借。“也好在把握了机会，因为那时人工和材料都便宜，现在再建的话，就建不起了。” 　　现在村子里有200多栋高矮不一用于出租的房子，最矮的也有四五层。 　　花姐的房子有7层，都是两房一厅的格局，每层有3个套间，每个套间目前的租金是2000元左右。 　　这是没有电梯的房子的租价，那些配了电梯的十几层的楼房，单间也能租1000多元，房主一家仅房租就月入十几万元，也不是新鲜事。因此，在村子里花姐还不算是有钱人，如果有一个更有本事的父亲，早年赚更多的钱建更高的楼，下一代就会生活得更富足了。 　　尽管如此，7层的楼房也足以让作为独生女的花姐从成长至结婚、生子，从来不用为经济问题发愁。丈夫在香港有工作，在当地收入不算高，但一家人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可以随时买想买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炒掉想炒的老板。 　　无论怎样的一个村子，有富人也总有穷人，但梅林新村没有“像样的穷人”，总之就算不干活，三餐也有着落。 　　“但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大部分还是都出去工作的，游手好闲的毕竟是极少数。”花姐说。 　　工业化发展，使得原来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洗脚上田”，然而他们的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不但没有削弱，还捆绑得更紧密了。 继续建房 　　流动着的中国，房子的魅力日甚一日地增长。 　　老朱是惠州博罗县人，也是40多岁，在中山开着一家文化公司，娶了一个中山本地籍的老婆，他老婆被朋友们称为“地主”，因为她有很多房子出租。 　　1998年，老朱结婚的时候，已经在东升镇上买了一套138平方米的商品房，但丈母娘仍要求他尽快买一块地，自建一栋房子。在他丈母娘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就躬逢工业化发展之盛，家家户户建房子，有房出租，现世安稳。 　　“中山本地人不喜欢商品房，他们觉得物业费交得冤枉，同时他们还是农耕时代的生活习惯，喜欢独门独栋，受不了与陌生人为邻。”老朱说。所以2000年，他又在东升镇中心区买了一块160平方米的流通土地，建了一栋5层的楼房。 　　这栋房子完全按照出租的要求建设，一楼门面，上面4层全部是一房一厅，每层5套，一共有20套，每套都带洗手间，还有一个小阳台。租金一开始是每套每月350元，现在升到了500元，八九成都能租出去，加上门面，这一栋房子每月带来1万多元收入。 　　设计套间格局的时候，老朱有很独到的考虑。他瞄准了工厂里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些人一个月有几千元收入，他们的身份不适合去住很低端的农民房，但住小区商品房负担又太大，一房一厅，有简单装修，最适合他们。“当然，更重要的一层考虑是，租给这些人很稳定。普通的工人流动性太大，管理起来很麻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