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蕨巴.docVIP

远去的蕨巴 　　1960年初冬的一天，天气阴沉，斜风细雨。年少的父亲捱完最后一节课，放寒假回家，进门，见一中年男人正与祖父相拥大哭，慌了手脚，天哪，大男人怎么也哭得这样伤心啊？他便怯怯地叫了一声“爹――”祖父看到父亲，才用袖口抹抹眼泪，止住了哭声，说，“快来见你三叔，你亲亲的三叔。” 　　父亲这才细细地打量来客：他四十岁左右，骨架壮实，但一脸菜色，粗布衣服到处打满了补丁，膝盖和屁股上的最显眼，地上，躺着一个旧包袱和一把破纸雨伞，像来了一个讨饭的叫花子。 　　三爷说，他是从湖南乡下一路走来的，靠两只脚步行，走了四十六天，也不晓得走了好多里，没有钱，靠讨点饭。大家都困难，实在讨不到饭，就在山上找点野菜来嚼，或者从田里扯些庄稼充饥。背了一个军用水壶，装水喝，那水壶，还印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是他当兵的纪念，过去的光荣。 　　三爷的到来，让祖父全家又惊又喜又愁，数千里路程，他能平安抵达，不在路上累死饿死病死，就是一个奇迹。现在，他到了家，与亲人相见，应该为他接风洗尘，吃一餐像样的团圆饭，但搜遍家里的坛坛罐罐，又能拿出一点什么来呢？ 　　当时，父亲有兄妹四人，加上双亲全家六口，只有祖父一个有收入，在国营饭店当保管员，月工资三十多元。解放前，他本是一个小商贩，肩挑一付担子，赶转转场卖几匹布，买了一幢木房，成了家。解放后，公私合营，以两挑布的代价进入国营饭店，靠工资养家糊口。 　　当时的年代，大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街上什么都没有卖的，买不到肉。祖父和奶奶无计可施，只是叹气。父亲想出了一个法子，田里的烂泥巴和烂水沟不是有泥鳅吗？可以试试运气。他便抓了一个笆篓，出去翻到天黑，捉到了几十条。 　　家里没有油和佐料，就用白水煮了一大锅，撒上盐，熬成一锅鱼粥。三爷连喝带吞，吃得很猛，连拉渣的胡子都沾上了鱼粥。 　　当晚，父亲与三爷共睡一床，要听他讲故事，讲家族，尤其讲他自己的遭遇。 　　三爷就开讲。 　　我们的老家在湖南衡阳府衡南县小新桥镇。抗战，日本鬼子攻陷衡阳，我曾祖父、老太、祖父、大爷和三爷、四爷、五爷举家七人逃避兵火来到贵州省天柱县，我最小的两个姑婆因年幼走不动而送给乡下人家当了童养媳。我老太小脚走不动，被我曾祖父、大爷、祖父、三爷用竹滑竿抬到贵州天柱。他们分成两组，轮流抬，几千里路，吃尽了苦头。到了天柱，举目无亲，曾祖父率领全家进深山开荒种田，种粮食来活命。我祖父和大爷读过私塾，识得几字，于是做小本生意，各人挑着一副担子赶转转场，贩卖几匹布。后来，政府招兵抗日，我祖父共有五兄弟，按规定五丁抽二。这样，我三爷和我大爷就上了前线。 　　说到这里，三爷解开衣服，让父亲看他那满身的疤痕。说刀伤是同日本鬼子拼刺刀留下的，大腿上的枪伤是在朝鲜上甘岭战役被美国佬的子弹击中。在部队练兵时，教官反复交待，日本兵十分凶狠，受过正规训练，吃饱喝足，身体素质好，体能强，在近战刺刀见红时，你们要三个拼他一个。 　　父亲听得激动，问，“三叔，你是怎样拼的？” 　　这一问，顿时激起了三爷的英雄气慨，语调都变得粗犷，“有几次近战，我都是与日本兵一对一的，我们是武术世家，我跟你爷爷学过刀枪剑棍，不想到战场上派了用场。我力气大，两三招内就把狗日的日本兵刺死。” 　　接着，三爷又讲解放后去抗美援朝。上甘岭一战，打得非常苦。“当时，我任志愿军某部班长，全班十二个人，我的副班长和十个战士全部战死了，我也受重伤动弹不得。美国佬攻上山时，我是用死人盖住身体才不被发现。后来，我们的部队又反攻，把美国佬撵下山，才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送回国疗伤，定为三级残废军人，54年复员回国。” 　　父亲忍不住问：“三叔，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大的功，怎么还这样穷啊？连饭都没得吃？” 　　三爷重重地叹口气，“落到这种地步，都怪我的命不好。从朝鲜回来，部队首长本来打算送我去东北某军事学校读书，我都推脱了。当时我想，仗打来打去，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想回家分田种，想讨老婆生儿育女，哪还有心思去读书。就这样，我转业回老家分田当了农民。你大伯也叶落归根，在远征军中立功当了连长，负伤转业，在衡阳市工厂做工，当工人。你的两个当童养媳的姑妈也找到了，大姑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二姑爷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以后，我就讨了你叔妈，生了一女两男，你叔妈坐月子死了，生病无钱医，又没东西吃。我谁都不怪，就怪这该死的自然灾害，全国也不晓得饿死了好多人。我们老家没有大山，只有小土丘，不长东西，我想你们贵州到处是大山，山上可能找到一点东西吃，所以我刚埋下你三娘，就走路来看你们了。” 　　说到这里，三爷泪流满面，不停地抽搐。在他的悲哀之中，我父亲渐渐袭来瞌睡。 　　当夜，我父亲就明白了：三爷这次千里迢迢地跑来贵州，竟是希望他二哥能替他解决点粮食回去，以免全家饿死。自从三奶死后，剩下二子一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