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臧伯庸和他的朋友们.docVIP

名医臧伯庸和他的朋友们 　　上海“大世界”创始人黄楚九的女婿臧伯庸是一代名医，上至名人，下至百姓，很多人经其诊治而康复，对其医德、人品均赞誉有加。譬如，他为名声不在张恨水、周瘦鹃之下的上海滩多产作家顾明道治疗，竟不收诊金；又如，他为当过京官、学过法律、最终成为著名作家的毕倚虹治病，顾及其生活困顿，不仅分文不取，而且出资援助…… 　　据著名文人郑逸梅先生所述，臧伯庸的诊所最早建于九江路口的大庆里。因当时所有诊所均称“医院”，故出自军界的名书家“天台山农”刘文?为其手书“伯庸医院”四字，该魏碑体门匾庄重稳健，极引人注目。后臧氏诊所移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大世界”对面，附设药房，声誉益隆，交游更广诸名流纷纷书匾为赠，如章太炎的篆文“心有天游”、于右任的“神明自得”、张溥泉的“一视同仁”、汪精卫的“志气如神”，还可见居正、叶楚伧、胡汉民、戴季陶各位的书幅。最珍贵的则属孙中山先生所赐亲笔题写的“博爱”二字，且点明“伯庸医院属”，落款“孙文”，钤白文“孙文之印”章。臧伯庸引为殊荣，便将“伯庸医院”四字放大，制成诊所的招牌。 　　抗战胜利后，为区别于规模较大、设施齐全的医院，臧伯庸特请于右任书“伯庸诊所”四字，做成新招。1949年后，因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其字不能再用，就用油灰填平“于右任”署名，再以黑漆遮盖。卫生局仍觉不妥，便又换上仅一尺的小招牌。这时候，“伯庸诊所”已坐落于南京西路以南、与石门路相交的吴江路上了，门牌号“96”。 　　为何诸多民国先贤要为臧伯庸医师捧场？容我一一道来。 　　孙中山：亲自为臧开刀 　　据臧伯庸之孙臧增嘉先生透露，其祖父当年听从黄楚九的忠告，再渡扶桑完成医学专业。 　　1905年，臧伯庸与弟佩鸣奉父之命一起从四川赴日留学，他学医，弟攻药理，其父希望兄弟俩学成回国相互帮衬做一番事业。恰逢同盟会起事，1906年兄弟俩经熊克武介绍人会。1911年武昌起义时，臧伯庸联合其他学医的同盟会员，组织红十字救护团，前往武汉前线救护伤员。来到上海时，民国已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臧伯庸即去南京晋见孙中山，深得器重，留总统府任礼宾工作。 　　一日，孙中山见臧伯庸颔下生一疖子，四周红肿，且化脓，便说：“疖已成熟，容我为汝动手术。”臧伯庸受宠若惊，婉言谢曰：“总统万端待理，怎敢以小恙烦劳清神！”孙中山笑着说：“你别忘记，我也是学医做医生的。”臧伯庸无奈，就由孙中山为他开刀，敷上消炎药粉。然后每日自己换药，若干天后痊愈，唯留一疤痕。从此，臧伯庸逢人便指着疤痕说：“中山先生治理国家大事，昭彰人目，为众所知，替人治病，恐知者不多吧！” 　　后来，臧伯庸受四川督军熊克武之邀，前去任蜀军军医处处长。孙中山便跟他开玩笑：“军医处处长为人治病，我却为军医处处长治病，那么我的医术大致不错吧！” 　　当时臧伯席与黄楚九的女儿结婚不久+正遇袁世凯谋篡帝制之际，黄楚九屡次去信劝说女婿，指出从政和从商均非其所长，只有完成学业，才有前途。臧伯庸经过慎重考虑，觉得岳父言之有理，便向熊克武辞职，携妻再赴日本，于1916年于爱知县医科学校（后为名古屋医科大学）毕业，归国后在沪悬壶济世五六卜年，终成一代名医。 　　1956年，在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经上海市“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简称）之请，臧伯庸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忆及有关他与孙中山先生的两件轶闻： 　　一是臧伯庸在南京总统府任职时，有个“黄增祥”，左手绕着纱布绑带，自称汉口战败受伤归来，欲请见总统。臧伯府请示孙中山。孙中山说，既是前方受伤归来，岂能不见！臧伯庸便将黄领进会客厅，孙中山让其坐于对侧。说话问，黄突将右手插入裤袋。担负总统府警卫重任的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一团团长洪承典高度警觉，立即上前紧控其手，臧伯庸也冲过去将黄死死抱住。洪承典从其裤袋中搜出已上膛的手枪一把。黄见事已败露，遂开口大骂，并谓此来目的乃“为清帝报仇”！ 　　臧伯庸与洪承典均力主将刺客就地枪决，但孙中山却令将其释放。洪承典据理力争亦无效，只得将黄增祥训斥一番后逐出总统府。 　　还有一事。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移居上海香山路，手头非常拮据，将近年关，颇难应付。臧伯庸知道后，通过川军颜德基师长的驻沪代表，转达孙先生的窘状。不多时，颜德基令其驻沪代表交臧伯庸5000元，转呈孙先生，以解燃眉之急。臧伯庸喜出望外，携款前往拜谒。孙先生接款后留臧伯庸稍坐，拟书一收据，臧伯庸竭力劝阻，说：“颜先生信得过我，才嘱我转呈，何必多此一举！？”孙中山这才点头应允，甚为感动。臧伯庸又愤而批判陈炯明使革命受挫之举，令人心寒。孙中山则严正表示：“只要我不死，一定要干到底。陈炯明今后若能幡然悔悟，仍同到革命旗帜下，我亦能恕彼之遏。” 　　臧伯庸与孙中山同为学医之人，又曾在孙中山麾下工作，